武德四年（621年）二月中旬，城中鄭國兵部尚書段達驟然暴斃，城更是顯得雲布。王世充困守孤城拒絕投降，人心惶惶之下，人人都在為自己謀求出路，樹倒猢猻散之勢已。到了二月二十九日，前路昭然之下，王世充麾下的鄭州司兵沈悅，遣出使，潛行至唐軍左武候大將軍李世積駐守的管城，獻上降表，表達歸降之意。

古鄭州的核心區域，正是今日河南省鄭州市的中心城區，尤其是管城回族區一帶。這座城市的歷史如層層疊的文明地層，從夏商時期的王都基一路綿延至今，城址三千六百年未移，堪稱華夏大地上罕見的“古今同地”奇迹。

早在大約公元前2070年夏朝初立之時，大禹便建都於登封城（今鄭州登封王城崗），使嵩山周邊為夏王朝的核心活區域。而到公元前1600年前後，商湯滅夏，建立商朝，最初定都於亳（今商丘），至第十任君主仲丁時遷都至隞（今鄭州商城），這便是鄭州首次以王都份登上歷史舞台。

現今鄭州市中心仍保存着規模宏大的商城址，其城呈長方形，外城呈圓形，構“外圓方”的宇宙觀布局，總面積達25平方公里，遠超同時期兩河流域古城，為當時東亞最雄偉的城邦。考古發掘不僅揭示出宮殿基址、青銅作坊，更出土了杜嶺方鼎等重，印證了鄭州作為早商王都“亳”的崇高地位，也標誌着中國青銅文明首個高峰的誕生。

西周滅商後實行分封，周武王之弟管叔鮮封於管（今鄭州管城區），監管商民，管國由此為鄭州地區最早的分封諸侯。而另一重要封國“鄭國”，最初立國於陝西華縣，後因王室衰微，鄭武公東遷至新鄭（今鄭州新鄭市），吞併鄶國、東虢等國，迅速崛起為春秋首霸。至戰國，韓國滅鄭並遷都新鄭，使新鄭作為鄭、韓兩國都城長達五百餘年，直至公元前230年秦軍破城滅亡。

秦漢至南北朝，鄭州地區以滎為中心，因地水陸要衝而經濟繁榮。尤其漢代，鞏義與滎發展為全國冶鐵重鎮，滎冶鐵址出土的球墨鑄鐵技，代表當時世界頂尖水平。而“鄭州”之名，則始於隋開皇元年（581年），隋文帝改滎州為鄭州，開皇三年（583年）正式確立州治，從此“鄭州”作為行政名稱紮於此。唐貞觀七年（633年），鄭州州治遷至管城縣（今鄭州市區），城市格局基本定型，東西城門相對，南北城門錯落，州衙正對南大街，此空間秩序延續千年未變。北宋定都開封後，鄭州於1105年為“西輔”，躋京畿四輔州，登封嵩書院更位列天下四大書院之一。

近代鄭州的命運因鐵路而轉折。清末，平漢與隴海鐵路在鄭州匯，使其躍升為全國通樞紐，被日本學者譽為“中國的芝加哥”。1913年，民國政府推行“廢州存縣”，鄭州短暫降為“鄭縣”，但這一名稱僅存續35年（1948年復設鄭州市），卻因火車站被誤稱“鄭縣站”，市民因此自嘲“大鄭縣”等廣為流傳，反掩其千年“州”史。1948年10月鄭州解放後設市，1954年河南省會由開封西遷至此，鄭州正式肩負起引領中原發展的使命。

今日的鄭州，早非昔日“鄭縣”。商城址之上，城牆剖面清晰疊着商代夯土與戰國、唐宋、明清歷代修葺痕迹，為3600年“人脈不斷、煙火不熄”的活態見證。作為八大古都中唯一選最晚（2004年）卻資歷最深的城市，鄭州以五次為都、八代為州的歷史縱深，坐擁二里崗文化、商代青銅重、大河村“星空彩陶”等文明瑰寶，躋國家中心城市之列。當市民漫步商都址公園，仰杜嶺方鼎的復刻影，或在大河村新館拼合AR彩陶碎片時，古鄭州的脈搏仍在今日街巷間強勁跳，訴說著從“宅茲中國”到“何以中國”的文明長卷。

在隋唐軍政系下，“王世充政權的鄭州司兵沈悅遣使潛行至唐將李世積駐守的管城”這一記載，表面看似存在地理矛盾，實則深刻反映了當時行政建制與軍事態勢的特殊。問題的核心在於，鄭州作為州級行政區，其治所始終設在管城縣城，二者本為一；但沈悅作為王世充政權下的鄭州地區的軍事長，其實際活範圍與李世積控制的軍事據點之間，因戰爭割據形了空間隔閡。

自武德四年初唐軍攻佔管城後，管城城池便為李世積圍攻的前線大本營。此時的管城雖仍是鄭州州治所在，但已被唐軍實際掌控，城牆外皆唐軍防區。而沈悅作為王世充鄭國政權的司軍，雖名義上掌管鄭州全境軍務，其勢力卻被至鄭州西部尚未淪陷的據點，他可能駐守虎牢關扼守漕運，或屯兵滎澤縣控馭汴水，這些地帶雖屬鄭州轄區，卻與州治管城分敵我對峙的兩端。

正因如此，當沈悅決定歸降時，使者必須穿越王世充殘部布防的中間地帶，使者趁夜橫渡汜水河谷，繞行嵩山余脈的偏僻小徑，最終才能潛唐軍重兵駐守的管城。這段“潛行”之路，實則是從鄭州境王世充控制區，冒險突破至唐軍佔領的州治核心區。李世積的帥帳設在州衙原址（今管城區衙署街），而沈悅的使所要抵達的，正是這座被唐軍接管的、城牆周長九里的古老城池，它既是地理意義上的管城，也是行政意義上的鄭州心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