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秦王李世民在中原戰場全力圍攻王世充之際，唐高祖李淵的目同時投向了割據長江中游的蕭銑。此間，李淵進行了一項關鍵的戰略部署，派遣趙郡王李孝恭和李靖前往帝國的西南方向的信州地區，執行平定南方的重要任務。

到了武德四年正月初二，朝廷正式下詔將信州更名為夔州，並將其作為南征蕭銑的戰略基地，任命趙郡王李孝恭為夔州總管，其核心駐地應在今天的重慶奉節一帶，扼守着進出四川盆地的長江三峽咽。

這一更名並非孤立事件，而是唐高祖李淵在開國初期對全國行政區劃進行大規模調整、重塑統治秩序的重要一環。早在武德四年之前，唐朝已對隋朝留的諸多州郡名稱進行了系統的更改，其機或為恢復漢魏古名以示正統，或為避諱、消除前朝印記，或因地理認知變化而調整。其中，在武德元年（618年）至武德三年（620年）間，朝廷對原隋朝郡（煬帝時改州為郡）或州名進行了若干關鍵改。

比如此前改隋襄國郡為邢州， 隋襄國郡（治今河北邢台）在武德元年被改為邢州，此名承襲自北周時期的邢州，既恢復了歷史稱謂，也標誌着對該地區控制的確立。改隋弘農郡為陝州，治今河南三門峽陝州區。陝州之名源於西周“分陝而治”的典故，歷史悠久，唐朝以此取代隋朝郡名，強化了其作為關中門戶的戰略地位。改隋太原郡為并州， 作為李唐起家的龍興之地，并州治今山西太原。這一改不僅回歸了北周、北齊以來的傳統州名，更凸顯了該地區對唐朝的特殊重要。改隋上黨郡為潞州（治今山西長治），在武德年間（時間應在元年至二年間）被改為潞州，同樣採用了北周時期的舊稱。改隋信都郡為冀州， 隋信都郡（治今河北冀州）在武德二年（619年）被改為冀州，恢復了漢晉以來對河北中部核心區域的傳統稱謂。

這些更名舉措，大多發生在唐朝建立的最初兩三年，是李淵政權在削平群雄的同時，致力於清除隋朝行政痕迹、構建自統治象徵系的重要步驟。它們現了唐朝力圖恢復“州”制（取代隋煬帝的“郡”制）、並傾向於採用有深厚歷史淵源或地理標識意義名稱的傾向。

然而，武德四年正月初二信州改夔州之舉，則有更鮮明的現實戰略意圖。它並非單純地恢復古名（歷史上該地曾名信州、夔州），而是直接服務於當時正在全力推進的統一戰爭，即由李孝恭和李靖主持的平定蕭銑之役。朝廷選擇在此時將信州更名為夔州，並將其提升為總管府駐地，正是為了強化此地作為南征大本營的軍事彩和權威，為即將發起的三峽東進、直搗江陵的滅梁戰役進行政治和軍事上的雙重鋪墊。

因此，相較於之前對邢州、陝州、并州等地的名稱調整更多現制度複位，信州改夔州則是一項目鎖定南方割據勢力、充滿進取意味的戰略命名行，為唐朝統一大業中一個關鍵的地理坐標轉換。

因此，當時李孝恭與李靖肩負的任務非常明確且重大，他們需要為消滅割據荊楚的蕭銑政權進行全面的戰爭準備。李靖首先向為宗室重臣的上司李孝恭獻上了心籌劃的“取蕭銑十策”，儘管“取蕭銑十策”原文未完整流傳於正史，但通過《舊唐書》、《資治通鑒》等史料對李靖平定蕭銑戰役全過程及其軍事思想的詳細記載，筆者經過分析，大概可以還原出這十條計策的核心容與戰略髓，它們共同構了一套環環相扣、攻心伐謀的滅梁方略：

第一策：先固本，穩控蜀。 首要之策是確保作為進攻出發地的蜀地區絕對穩定。李靖建議李孝恭以懷與威懾並施之策，徵召當地部族酋長子弟幕府任職，“量才授任”以示恩寵，實則作為人質，徹底消除後方潛在叛風險，保障兵源、糧秣供應無虞。

第二策：大造舟艦，練水師。 鑒於蕭銑擁有強大水軍且控制長江天險，李靖力主在夔州（原信州）大規模建造適應三峽航行的各類戰船，並嚴格訓練士卒水戰技能。這是克服地理障礙、掌握長江控制權的質基礎，沒有一支強大的艦隊，一切進攻計劃皆為空談。

第三策：擇機而，乘懈而擊。 李靖準預判蕭銑政權的部危機。他主張等待最佳戰機——利用蕭銑為防將領割據而“罷兵營農”導致江陵空虛的致命失誤，以及長江秋汛（水勢利於順流東下）的有利天時，突然發起進攻。此策強調以靜制，一擊必殺。

第四策：集中銳，速戰速決。 針對唐軍勞師遠征、後勤力巨大的現實，李靖提出必須集中最銳的兵力，以雷霆萬鈞之勢直搗核心，避免陷曠日持久的消耗戰。強調初戰即決戰，力求在最短時間癱瘓蕭銑的中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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