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軍前鋒剛渡至河心，對岸沙丘後突然豎起數百面蒼狼旗。突厥重騎人馬皆披鎖子甲，手持丈二馬稍（長矛），如鋼鐵洪流般碾而來。此戰，突厥軍以左翼三千重甲騎兵正面衝擊唐軍陣列，右翼五千弓騎以“曼古歹戰”環繞騎，待唐軍陣型散之際，埋伏於沙丘後的突厥銳裝騎兵突然殺出。這場持續六個時辰的戰中，唐軍折損四千餘人，糧道被徹底截斷，楊恭仁親衛拚死斷後，用為帥旗築起人牆，最終僅三百殘兵退回涼州城。

突厥破城後實施“三”策略，將涼州周邊七縣洗劫一空，擄走工匠五百、青壯六千，更焚毀了河西最大的軍械庫。此役震關中，致使“隴右道戶口減半，烽燧晝夜不息”。

之後，突厥輕騎分四十支“掠食隊”，沿着綢之路南線瘋狂掃，搶掠張掖、酒泉諸縣，俘獲丁壯兩千、子千餘，焚糧倉二十一座，此役導致涼州人口銳減四。

莫賀咄設部還特別劫掠了姑臧城（涼州治所）的粟特商團，將掌握造紙的漢人工匠悉數擄走。其景可謂“金市珠簾化焦土，駝鈴羌笛盡作哭”。

此役暴出唐軍三大致命缺陷，首先是報系滯後，突厥已採用馴養海東青傳遞軍，唐軍仍依賴烽燧報警；其次是兵力配置失當，唐朝初期府兵制下“兵散於府，將歸於朝”，遇突襲難以快速集結；最後是唐軍步兵為主的邊防部隊對比突厥當時一人五馬的配置，機能力懸殊。

正是這場慘敗促使李世民登基後推行“以胡制胡”戰略，在貞觀四年（630年）組建朔方軍時特別規定：“凡邊鎮，騎兵必半，斥候倍之”，並在涼州重建可屯五萬兵的姑臧大營，終遏制突厥的鋼鐵防線。

當長安城開始鑄造“貞觀寶錢”時，涼州城頭的跡已滲黃土。但這場慘敗催生的軍事改革，終使大唐鐵騎踏平突厥牙帳，歷史總是以傷痛孕育新生，正如祁連山的雪水滋養着河西走廊的綠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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