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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凌煙志_第203章 劉武周割據勢力徹底敗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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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三年(620年)四月,劉武周麾下大將宋金剛在介休之戰慘敗於李世民後,率殘部北逃突厥途中,因與突厥羅可汗產生矛盾竟遭腰斬。

此時劉武周正困守突厥境,這位曾叱吒北疆的梟雄已陷進退維谷之境。回溯其生平,劉武周本是河間景城人,生於隋開皇年間(約公元560年代末),時驍勇善騎,大業十三年(617年)趁隋末局,在馬邑鷹揚府校尉任上聯合突厥襲殺太守王仁恭,開倉賑濟得軍民擁戴,遂割據雁門、樓煩、定襄等郡,自封“定楊可汗”,建元“天興”。

其勢力鼎盛時期(619-620年)聯合突厥南侵,連克太原、晉州等地,震李唐政權,然其過度依賴突厥的軍事策略終致命患。

當宋金剛主力在雀鼠谷與唐軍八戰皆潰,劉武周自知大勢已去,遂於武德三年四月棄太原北遁突厥。此時正值羅可汗統治時期(619-620年),史載羅可汗“恃其強盛,有驕中國之”。劉武周投奔後,羅可汗雖表面仍任其為“定楊天子”,實則視作傀儡。

劉武周此刻才回想起讓其後悔的事,當年(619年)秋,他在突厥羅可汗支持下大舉南侵,其麾下史令苑君璋於大軍開拔前極力勸諫道:“唐主李淵僅憑一州之眾,就能直取長安,所到之無人能敵,這實在是天命所歸,並非單憑人力所能做到。晉以南地區道路險峻狹窄,我們孤軍深後路無援,若是進攻失利,到時候連退路都沒有!不如採取北聯突厥、南結唐朝的策略,自己則在南方稱王,這才是長遠之計。”

此諫言揭示三個戰略要害:其一,李淵集團自晉起兵後摧枯拉朽之勢實天命;其二,地理環境對孤軍深的限制;其三,後勤保障的致命患。苑君璋進而提出“北連突厥,南結唐朝,南面稱孤”的務實策略,本質上是要在突厥與唐朝之間保持戰略平衡。

然而,劉武周當年綜合勢力正巔峰時期,其“引兵圍并州,齊王元吉委城遁”,連克太原等要地使其產生輕敵之心,遂拒忠言,並自稱“定楊天子”稱號顯出代隋自立的野心,僅留苑君璋“領勁卒守朔州”。

至武德三年四月,李世民在柏壁之戰中採用“堅壁挫銳”戰,截斷宋金剛糧道,迫使劉軍糧盡北退。當潰軍退至朔州時,劉武周流着淚對苑君璋說:“悔不該當初不聽你的良言,才落得這般境地。”

此涕泣不僅是對戰略失誤的悔悟,更是對依附突厥政策的反思,其政權自大業十三年(617年)殺王仁恭起兵,至武德三年敗亡僅存續兩年余,暴出過度依賴突厥騎兵的致命缺陷。敗逃突厥後,劉武周雖被羅可汗封為“定楊天子”,然其“寄居虜帳,號令不出營門”的傀儡境。

巧合的是,羅可汗當年(620年)冬突然暴卒,頡利可汗繼位,對劉武周猜忌更甚。據《資治通鑒》載,劉武周在突厥“鬱郁不得志”,其苦心經營的割據政權自起兵至覆滅僅維持三年余(617-620年)。這位時年約五十餘歲的軍閥不甘寄人籬下,暗中聯絡舊部重返馬邑,最終因其謀泄,頡利可汗為絕後患,將其誅殺。之後,其部將苑君璋雖突厥冊封為大行台繼續統轄余部,但劉武周集團實際已名存實亡。

劉武周勢力的興亡軌跡印證了《舊唐書》“始則假突厥為聲援,終乃為突厥所戮”的歷史評判。

《舊唐書·劉武周傳》評其“武周始為鼠竊,偶恣鴟張,不用君璋之謀,竟為突厥所殺”,《新唐書·劉武周傳》史臣贊的寫道:“武周藉突厥資,盜據邊陲,然無遠略,故兵隨之亡。”揭示其借勢而起、失勢而亡的必然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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