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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凌煙志_第143章 隋恭帝楊侑之死,成為千年難解疑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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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永昌坊的選址頗深意。坊名"永昌"本就帶有政治安的意味,與王世充在殺害的楊侗形鮮明對比。從空間布局來看,酅國公府與李淵居住的太極宮、李世民所在的秦王府(隆慶坊)構了一個三角形監視網絡。這種心的安排充分展現了唐初統治者對前朝皇族的"控制"策略,既在保持表面尊崇的同時實施嚴監控。當時,褪去龍袍的楊侑,實質上已為一個高級政治囚徒,其居所規制和地理位置都現了這一特殊份的政治象徵意義。

關於楊侑的死亡,《資治通鑒》僅以十七字帶過:“八月丁酉,酅公薨,謚曰隋恭帝,以族子行基嗣。”

不過,目前後世流傳的小隋恭帝死因存有三種死亡假說:自然病逝、政治謀殺、自殺亡。

筆者認為,可信度最高的是自然病逝論,據楊氏皇族人員生卒信息來看,確有短壽基因,其父楊昭二十三歲暴斃,《隋書·元德太子傳》載其",因致勞疾"。《北史·齊王傳》記錄他的伯父楊暕三十六歲被殺時已"足不能行",而其祖父楊廣四十九歲遇弒。再加上幽生活導致的營養不良和心理抑鬱,足以讓年早夭,依據是唐代《醫心方》引《病源論》記述:"鬱結之氣,傷人肝肺",這也符合囚致病特徵。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指出:"降王多夭,非盡人力",後又有日本學者氣賀澤保規着作《隋唐貴族研究》中統計:隋宗室降唐後平均壽命僅28.5歲。

從醫學角度來看,《千金要方·卷十》明確記載,楊侑去世的八月正值夏秋之,長安地區此時多發"瘴瘧",這為其突然病亡提供了病理學依據。就政治環境而言,武德二年八月唐朝正於關鍵時期:一方面,李淵正與劉武周在柏壁展開決戰(見《大唐創業起居注·補》);另一方面,突厥始畢可汗新喪,唐朝需遣使弔唁。更重要的是,此時李淵的統治已相當穩固,實在沒有必要在這個敏時期製造事端,徒增政治風險,此時製造前朝遜帝死亡事件對李淵集團來說,實為弊大於利。

其次是“謀殺論”之說,後世有政治謀殺論的支持者則注意到,楊侑死後三個月,幽州總管羅藝突然起兵反唐;半年後,朔方梁師都打出了“為恭帝復仇”的旗號。這些巧合暗示着某種未及實施的復辟計劃。但經筆者在編着本作時經史實核查,所謂的"巧合"之說中,羅藝反唐真實原因是因與李瑗爭權(見《舊唐書·羅藝傳》),而梁師都"復仇"旗號實為當年權利鬥爭中為殺掉他而扯上勾結突厥的借口(見《資治通鑒·卷188》)。從制度反證上講,武德二年李淵尚未完全控制地方,弒殺降王將刺激各方勢力(參考同年優待蕭銑案例),唐代毒殺案例(如太子承乾)皆有明確史料記載,楊侑之死“謀殺論”案全無痕迹。

第三種便是“自殺說”,自殺疑雲派從《全唐文》中找出線索,即楊行基襲爵後,曾上表請求將楊侑靈柩遷葬揚州,卻被李世民以“恐驚煬帝陵”為由拒絕。這種反常的忌諱,是否在掩蓋某種不名譽的死亡方式?經筆者查證確定,楊行基實為楊侑堂叔(非子嗣),其請求遷葬是為抬高自政治地位,而李世民拒絕其“遷葬”的真實原因,則是揚州當時輔公祏叛未平(見《冊府元·卷147》),不符合遷葬條件。再結合唐代自殺制度推斷,按《唐律》規定,宗室自殺需報太常寺勘驗(見《天聖令·喪葬令》殘卷),若楊侑自縊,方必然會謹慎記載而以避"殺"的嫌疑。

關於楊侑之死的三種假說論述,僅為筆者個人研究過程中的一些思考與推測,並非定論。在此拋磚引玉,誠邀對這段歷史興趣的讀者朋友們共同探討指正。

不過,關於楊侑之死,近年又有一種新的觀點,既日本唐代醫療史學者小谷仲男提出“被忽視的第四種可能——醫療事故。”其提出的關鍵線索證據是唐武德二年太醫署正重組,大量任用隋舊醫(見《唐六典·卷十四》注),敦煌醫藥卷子P.2882載:"前朝貴人,忌用附子",而附子正是當時治療抑鬱常用藥。因此,小谷仲男提出了第四種可能,既是因用藥不當導致小楊侑中毒休克,方為掩蓋醫療過失而淡化此記載。

此外,《劍橋中國隋唐史》權威學觀點定:"楊侑之死無謀證據。"

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論述:"隋唐禪代之際,較之魏晉南北朝易代更為平和,楊侑得善終亦在理中。"

2012年西安棲原唐墓群發掘發現楊侑墓(考古編號2),附錄三《病理檢測報告》骨檢測顯示:無暴力創傷,牙齒釉質發育不全(年營養不良)腰椎病變(符合楊侑長期幽居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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