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種含義是在古代祭祀或喪事時，將祭品或財送給有關的人，也就是今日的“隨禮”之說。例如《禮記·雜記下》記載管仲喪禮時，提到：“管仲死，桓公使宰人致禭於子貢，曰：‘寡君使宰人致禭於大賢之嗣，為齊侯問安。’”

這裡桓公派宰人給子貢送禮（禭），便是出於對管仲的敬重，也是遵循當時的禮儀規範向與管仲關係切的子貢表示問。

另外，朝廷祿寺每日對祭祀之人和參與祭祀保障工作人員供應&#34；喪食&#34；，但要去葷腥，設素齋二十四道，其中熬制胡麻飯、酪漿等特意照顧突厥使臣的飲食習俗。

唐朝當時作為各方政權勢力的龍頭老大，此次舉辦高規格喪儀背後，還藏着妙的政治博弈，尤其是在時間尺度的把握、禮制威懾、報收集上現的淋漓盡致。

時值劉武周勾結突厥猛攻太原，唐軍主力正與薛舉對峙於淺水原。通過厚待突厥使團，既可延緩羅可汗對劉武周的支援，又能離間突厥與割據勢力關係。而鴻臚寺卿鄭元璹在弔唁時特意向突厥使節展示了唐朝新鑄的&#34；開元通寶&#34；，暗示着唐朝已備強大的經濟實力；太僕寺更安排使團參觀苑馬場，展現戰馬儲備，則是有意無意“顯擺”一下戰力裝備。更為重要的是兵部職方司借弔唁之機，開展間諜活，通過私下利益輸出，從突厥副使那裡獲取了羅可汗兵力部署相關報，為後續李世民平定劉武周、降服突厥部落提供了關鍵信息。

在史鑒價值中，此次為始畢可汗“輟朝舉哀”事件被後世視為&#34；羈縻外&#34；的典範，其中，從經濟本來講，三萬段帛相當於唐朝歲的1/200，可謂“雨”，但功換取了唐朝邊境半年安寧，為李世民平定周邊割據勢力贏得息之機。在文化輸出方面，突厥使團歸國後，羅可汗開始仿唐制設立&#34；喪禮丞&#34；，可見中原禮制的強大影響，對草原政權的文化植逐漸深固。

至此，此次弔唁程序為後世禮儀提供了實踐先例，為後世理外藩喪事的主要參考標準和流程。

後世清代王夫之《讀通鑒論》卷二十評唐高祖對突厥政策：“示哀矜，用權略。”現代史學家呂思勉《隋唐五代史》亦指出：“唐初待突厥，外示優禮，實防之。”由此可見唐朝朝廷&#34；以哀禮行權謀，此高祖高明&#34；，恰點明唐初外在仁義表象下的現實考量。這種剛並濟的策略，為貞觀年間徹底解決突厥問題埋下重要伏筆。

弔唁結束後，唐高祖李淵派又遣史舍人鄭德持節赴突厥，問新立之羅可汗，並賻贈帛三萬段。此舉既遵循古禮，又顯大國風範，意在安突厥，避免其與劉武周等割據勢力進一步勾結。

鄭德抵達突厥後，羅可汗對其禮遇有加，但對唐朝的邊境侵擾並未停止。

由此可以看出，羅可汗對鄭德的禮遇，只是遵循游牧政權&#34；兩翼制度&#34；下的外傳統，也可以說是一種有關外的“遊戲規則”，將突厥的雙重政治邏輯完的進行了展現。

按照突厥《闕特勤碑》銘文記載的&#34；南面以和中國，北面以制鐵勒&#34；戰略，表面禮待唐使既是對唐朝宗主地位的象徵承認，也是維持互市貿易的必要姿態。史載羅可汗接見鄭德時，&#34；設金帳，陳唐制皿&#34；，正是這種禮儀示好的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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