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景德元年那場震徹中原的澶淵之役後，宋遼以白河為界，簽訂了震驚天下的澶淵之盟。百餘年時里，雙方互稱 “兄弟之國”，沿邊榷場的駝鈴聲與賣聲織，描繪出一幅看似和諧的邊境畫卷。然而，當歷史的車駛宋徽宗趙佶統治時期，白山黑水間真部落的崛起如暗湧，東亞政治格局悄然生變，宋遼兩國在這場風雲變幻中，逐漸陷利益撞的漩渦。

彼時，北宋在雄州、霸州、安肅軍等沿邊重鎮開設的榷場，為宋遼經濟往來的重要樞紐。每年深秋時節，滿載着茶葉、綢、瓷的北宋商隊，沿着蜿蜒的古道緩緩駛向遼國邊境；而來自塞北的駝隊，則馱着牛羊馬匹、皮藥材，與中原商人進行着熱鬧的易。這本是互利共贏的貿易往來，卻因遼國日漸窘迫的財政狀況而變了味道。為填補國庫虧空，遼廷開始在貿易關卡增設 “翻稅”“落地錢” 等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甚至縱容邊民劫掠北宋商隊。在河東邊境，雙方圍繞蔚州飛狐峪的銀礦開採權爭執不下，北宋以 “界碑位移” 為由，悄然增築烽火台、加固城防工事。遼道宗耶律洪基得知消息後，當即遣使質問：“南朝此舉，莫非毀澶淵之約乎？” 言語間滿是威脅之意。

政和四年的早春，寒意尚未褪盡，遼軍在涿州一帶大規模部署新式床子弩的消息，便如驚雷般傳到了北宋雄州知州耳中。這床子弩威力巨大，程可達三百步，是當時極為先進的攻城利。雄州知州不敢怠慢，立刻將此事報朝廷。趙佶聞訊後，在貫的極力慫恿下，授意秘增調西軍銳，駐守瓦橋關等重要關隘。遼廷得知北宋的軍事異後，樞使蕭得里底親自率領龐大的使團南下。在汴京巍峨的垂拱殿，蕭得里底神冷峻，厲聲斥責：“貴國擅修堡寨，囤積甲兵，當以何解釋？” 面對遼使的質問，北宋宰輔蔡京則不慌不忙，反相譏：“北朝越境放牧，私鑄宋錢，難道也是信守盟約之舉？” 雙方你來我往，言辭激烈，往日的友好氛圍然無存，文書往來措辭也愈發尖銳，昔日的 “兄友弟恭” 化作劍拔弩張。

宣和元年的寒冬，一場由爭奪榷場稅權引發的衝突，徹底點燃了雙方矛盾的火藥桶。遼國易州巡檢耶律阿古撥，素來對北宋商隊在榷場的繁榮心生不滿。一日，他竟不顧盟約約束，親率三百騎兵氣勢洶洶地衝擊北宋新城縣集市。北宋當地廂軍起抵抗，雙方在冰封的拒馬河畔展開激烈混戰。凜冽的寒風中，箭矢如雨般穿梭，喊殺聲震天地，鮮染紅了河面的薄冰。這場小規模火雖在事後通過簽訂《新城協議》暫時平息，但卻在宋遼關係上留下了難以癒合的裂痕。

面對日益張的宋遼關係，趙佶陷了兩難境地。朝中主戰派以貫為首，手握兵權，力主 “以武懾遼”，甚至提出主出擊，收復燕雲十六州；主和派則以王黼為代表，堅持 “守盟為上”，認為與遼開戰只會兩敗俱傷。更糟糕的是，寵臣朱勔為討好皇帝、轉移矛盾，極力提議聯金滅遼的 “海上之盟”。趙佶優寡斷，既缺乏果斷的決策能力，又在不同勢力的激烈博弈中搖擺不定。他時而聽從主戰派的建議，增兵邊境；時而又被主和派說服，派人求和。如此反覆無常的決策，使得宋遼邊境的矛盾非但未能化解，反而在多方勢力的裹挾下愈演愈烈，最終將北宋推向了覆亡的深淵，為日後靖康之變的慘劇埋下了深深的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