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嘉靖三十九年秋，江淮大地剛經歷了一場罕見的洪澇，安慶府境，可見災後凋敝的景象。道兩旁，田地淤塞，茅屋傾頹，偶有面黃瘦的災民在廢墟間翻揀着可用之，眼神麻木。一隊車馬，就在這滿目瘡痍中，沿着泥濘的道，駛向了安慶府城。

隊伍中間那輛頗為寬敞的青篷馬車裡，坐着新任安慶知府孫懋仁及其獨子孫伯蘭。孫懋仁年近五旬，面容清癯，眉宇間帶着新上任的凝重與憂思，不時掀開車簾，向窗外景象，發出一聲微不可聞的嘆息。而他對面的孫伯蘭，則完全是另一番心境。

孫伯蘭年方二十，着月白暗紋直裰，頭戴方巾，生得面如冠玉，目若朗星，確是一副好皮囊。只是那眼神中缺乏其父的沉毅，多了幾分養尊優的閑散與不耐。他手中把玩着一塊溫潤的羊脂玉佩，對窗外的凄惶景象視若無睹，反倒因馬車的顛簸而微微蹙眉。

“父親，這安慶府……未免也太破敗了些。”孫伯蘭終於忍不住開口，聲音裡帶着年輕人特有的、未經過磨難的清朗與抱怨，“聽聞此地去歲洪災，今歲又鬧蝗患，只怕府衙之，也難有舒心之所。”

孫懋仁放下車簾，瞪了兒子一眼，斥道：“糊塗！為父是來此地上任理事，安災黎，不是來福的！你整日只惦念着自安逸，何曾恤過民生疾苦？此番隨我上任，需收斂心，好生讀書，莫要再如在家中般恣意妄為。”

孫伯蘭上唯唯稱是，心裡卻不以為然。他自長於宦之家，母親早逝，父親忙於公務，疏於管教，使他養了風流自賞、貪圖逸樂的子。於讀書一道，他雖有些許才，能詩會文，卻志不在此，只求個風雅名聲，以便日後憑父蔭混個閑散職，繼續過他逍遙快活的日子。

車馬得安慶府城，景象雖比城外稍好，卻也難掩蕭條。街道兩旁的店鋪大多關門歇業，行人稀，偶有幾人，也是步履匆匆，面帶菜。府衙坐落於城東，門牆斑駁，屋舍多有殘破，院中雜草叢生，一派破落氣象。

孫伯蘭隨着父親踏府衙後宅，只看了一眼，眉頭便鎖起。屋冷，傢陳舊，空氣中瀰漫著一霉味。他強忍着不滿，安頓好行李，便尋了個借口，帶着小廝墨泉出了府衙。

“爺，咱們這是要去哪兒？”墨泉跟在後，小心翼翼地問道。

“去找個能住人的地方。”孫伯蘭沒好氣地說，“這府衙哪裡是人住的？簡直是荒山野廟。我若在此讀書，只怕未及科考，先要病倒了。”

主僕二人在城中轉悠半日，終於在城西尋到一待租的宅院。這宅院原主人是一位姓王的富商，數月前舉家遷往河南投親，宅子便託付給牙行出租。宅院不算極大，但布局巧，有假山池塘，迴廊曲折，幾株老桂花開得正盛，香氣馥郁。書房寬敞明亮，窗外修竹掩映，十分幽靜。

孫伯蘭一見便喜，當即拍板租下。次日，他便不顧父親略帶責備的默許，帶着行李和墨泉搬了進去。自此，孫伯蘭白日里或在書房假裝用功，或琴自娛，夜晚則對月獨酌，倒也逍遙自在，將安慶府的災荒與父親的憂勞全然拋在了腦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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