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寶鈔流通及特許商會管理總章》的草案，如同在看似平靜的朝堂湖面投下了一塊巨石。當這份由田娃主導擬定，經朱元璋首肯，下發至閣及各部院“詳議”的章程在有限的範圍傳開後，引發的波瀾遠比田娃預想的更為劇烈。

章程的核心條款，尤其是“嚴私票”、“準備金制度”以及“嚴刑峻法”，準地刺中了諸多勢力的要害。

清流文集團率先發難。這一次，他們不再空談“義利之辨”，而是抓住了章程中“授權商會試點現、信貸”等條款，大肆抨擊此為“與民爭利之極”、“開聚斂之端”，甚至有人上疏，言辭激烈地指責田娃“效仿桑弘羊、王安石之苛政，盤剝天下以上”，將一頂“聚斂之臣”的大帽子狠狠扣了下來。

而來自商賈階層的反彈則更為蔽，卻也更為實際。揚州商會會長沈萬金，在得知章程草案容後，雖表面上依舊對田娃恭敬有加，但其通過商會渠道運往北地的資，卻開始出現一些“無意”的延務和“合理”的本上漲。蘇杭等地正在籌辦分會的商賈，態度也明顯轉為觀，原先積極接洽的勢頭冷了下來。顯然，章程中嚴格的監管和風險自擔的要求，讓他們到了束縛和力，試圖以這種溫和的方式表達不滿，施加影響。

更讓田娃警惕的是，驤送來報，稱趙德柱等舊式錢莊勢力的代表人，近期與朝中幾位素有清、卻與商界關係曖昧的史走頻繁。這些史，很可能為清流與商賈利益結合的代言人，在朝堂上發起更迷的攻擊。

面對這來自四面八方的明槍暗箭，田娃深知，妥協退讓只會讓局面更加失控。他必須穩住陣腳，堅決地將章程推行下去。

他首先選擇了對清流集團的攻勢進行正面回應。在一次專門討論章程的閣部院聯席會議上，當一位翰林學士再次慷慨陳詞，指責章程“奪民之利”時，田娃毫不客氣地打斷了他：

“敢問王學士，何為‘民’？是那些依靠寶鈔便利，將糧草運抵邊關，解將士燃眉之急的商賈為民？還是那些遵紀守法，憑寶鈔憑證擴大經營，納賦稅以充國庫的商戶為民？”他目銳利地掃過在場眾人，“亦或是，那些囤積居奇，縱市價，甚至暗中發行私票，擾金融秩序之輩，才算王學士口中之‘民’？”

他不等對方回答，便繼續道：“此章程所規所管，正是要保護前者，打擊後者！若無規矩，則良商困，商得利，最終損的，是邊關將士，是國庫稅收，是天下真正安分守己的百姓！王學士口口聲聲‘為民請命’，卻為何對可能禍天下金融、最終貽害黎民之舉視而不見，反倒對整飭秩序、穩固國策之章程橫加指責？此等‘為民’，田某實不敢苟同！”

他這一番連削帶打，將“民”的概念化，把爭論的焦點從空的道德批判拉回到的利弊分析，頓時讓那位王學士面紅耳赤，啞口無言。

對於商賈的消極抵抗，田娃則採取了區別對待、分化瓦解的策略。他親自召見了沈萬金，沒有訓斥，而是將一份關於揚州商會近期“結算憑證”流通範圍異常擴大的調查報告，輕輕推到了對方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