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淵深諳“上兵伐謀，其次伐，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道理。他並未立即下令總攻，而是“命各依壘壁，毋得村落侵暴”，嚴封鎖各門要道，同時展開強大的政治與心理攻勢。

他親自撰寫、或令溫大雅、師古等筆杆子心起草了一封封言辭懇切又義正詞嚴的書信，以“唐公、大都督外諸軍事”的名義，派遣能言善辯、且與城中某些員有舊的使者，手持白幡，前往大興城各城門下，大聲宣讀，或設法城中。

信中反覆申明：“淵乃隋室臣子，世國恩，豈敢忘本？今所以舉義兵，涉險至此，非為叛逆，實因主上（煬帝）蒙塵江都，佞（指宇文化及等）篡逆，天下分崩，生靈塗炭。淵不忍宗廟傾覆，黎庶塗炭，故糾合義徒，迎主上還都，肅清君側，再興大隋社稷。今西京代王殿下（楊侑），賢德仁孝，正宜承嗣大統。衛尚書（衛文升）、骨侍郎（骨儀）及諸位同僚，皆國之柱石，當明大義，開城門，迎義師，共扶代王，安定天下。如此，則功在社稷，名垂青史。若執迷不悟，抗拒王師，使帝都再遭兵燹，百姓罹難，豈是忠臣所為？諸君三思！”

這些說辭，將李淵起兵定位為“尊隋靖難”，將自己打扮匡扶社稷的忠臣，將佔據大興城、控制代王的行為化為“安定天下”的必要步驟，佔據了道義制高點。同時，信中不忘威嚇與利結合：“我二十萬義師，皆忠勇之士，圍城已，克日可下。然淵上天好生之德，不忍城中百萬軍民玉石俱焚。若能幡然醒悟，開門納降，則職如舊，各有封賞；若頑抗到底，城破之日，恐難周全。”

信件如雪片般城中，在員、士族、乃至普通軍民中悄悄流傳。有人嗤之以鼻，認為李淵虛偽；有人將信將疑，開始搖；更有人暗中活，尋找門路，準備在適當時機“順應天命”。城中人心，越發惶不安。

然而，以刑部尚書、京兆史衛文升，京兆郡丞骨儀為核心的守城決策層，卻始終保持着沉默與強姿態。衛文升年老多病，但剛，以隋室忠臣自居，認為李淵無論如何飾，都是反賊，開門迎便是背叛朝廷。骨儀等人亦多持此見，加之家族利益與隋室捆綁甚深，不敢輕易改換門庭。他們竭力彈城中不穩言論，加強城防，徵集青壯，做困猶鬥之準備。對於李淵的使者與書信，一概不予正式回復，只是令守軍加強戒備，退靠近的唐軍信使。

辛卯日，在多次遣使諭降、均未得到任何正式回應後，李淵知道，最後攤牌的時刻到了。靠政治攻勢，已難以讓衛文升等死派屈服。必須展示更強大的軍事力，甚至做好強攻的準備，才能最終解決問題。

他升帳聚將，面肅然：“衛文升、骨儀冥頑不靈，無視生靈塗炭，執意以孤城抗天兵。我等仁至義盡，奈何彼自尋死路！傳令諸軍：自即日起，進圍城池！各營近至距城一箭之地，修築工事，打造械，準備攻城！然切記，未得中軍號令，不得擅自發起總攻！首要者，鎖死大興城，斷絕其一切外援與逃路！”

“諾！”眾將轟然應命，戰意昂揚。

隨着唐軍各營進一步前移，深壕高壘，雲梯、衝車、投石機等攻城械開始在營寨後方顯出猙獰影，大興城的張氣氛達到了頂點。李淵也將中軍大營，從春明門西北稍遠，向前遷移至更靠近通化門的安興坊舊址。此原是隋朝貴族宅邸聚集區，房舍相對完好，便於指揮，也更直觀地給予城守軍力。

站在舊安興坊臨時改建的指揮高台上，已能清晰看到大興城東面城牆的垛口與守軍晃的影。李淵遠眺那座巍峨卻已陷重圍的帝都，目複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