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漢皇上還老喜歡出去溜達，看看風景，聽聽歌，。太子家令西人譙周就上疏勸他說：“以前王莽掛了之後，各路豪傑都起來搶皇位。那些有本事的人，選跟誰混，可不是看誰地盤大，而是看誰德行好。那時候更始、公孫述他們地盤都大，但都只知道自己，懶得做好事。世祖剛到河北的時候，馮異就勸他：‘得干別人幹不了的事兒。’於是世祖就專心理冤案，提倡節儉，河北的老百姓都誇他，名聲傳得老遠。這時候鄧禹從南跑來追隨他，吳漢、寇恂之前都不認識世祖，也起兵來幫忙。其他那些人一聽世祖這麼牛，都像邳肜、耿純、劉植他們一樣，有的帶着病，有的抬着棺材，拖家帶口地來投奔，數都數不過來。所以世祖才能從弱變強，就帝業。後來在，世祖有次想出去溜達溜達，銚期一勸，馬上就回宮了。潁川有人造反，寇恂請世祖親自去平叛，世祖一聽，馬上就出發。所以說，不是啥急事兒，想出去溜達都不敢；遇到急事兒，想圖安逸都不行。當皇帝的就得這麼積極做好事！所以《傳》里說：‘老百姓不會無緣無故跟着你’，得先有德行啊。現在咱蜀漢正倒霉呢，天下三分，正是那些厲害的人盼着出明主的時候。我希皇上能再乾乾別人幹不了的事兒，別讓大家失。而且祭祀宗廟，是為了帶着老百姓尊敬皇上，現在四季祭祀有時候皇上都不去，卻老往園林跑。我這人笨，但我自己都覺得不安心。上擔著責任的人，哪有心思整天樂呵。先帝的志向還沒實現呢，房子都還沒蓋好，可不是樂呵的時候啊。希皇上能養點樂，簡後宮，那些新蓋的玩意兒，就別弄了，就好好維護先帝留下的東西，給子孫做個節儉的榜樣。”但皇上本不聽。

評論

正始七年（公元 246 年）的歷史記載，如同一幅濃的三國中後期畫卷，在軍事衝突、政治架構調整與治國理念撞中，清晰展現了魏、蜀、吳三方勢力的發展軌跡與深層矛盾。這一年的諸多事件，不僅是權力博弈的象化呈現，更暗藏着決定三國走向的歷史碼。

軍事行始終是三國時代的主旋律，而這一年的戰事尤為凸顯戰略縱深的拓展與人輝的閃現。吳國車騎將軍朱然對柤中的突襲，雖斬獲數千人，卻更像是一場缺乏戰略目標的擾戰，暴了東吳在荊州方向的戰略迷茫。相比之下，魏國幽州刺史毋丘儉對高句驪的討伐，則展現出的軍事謀略與政治智慧。毋丘儉兩度出征，不僅大破高句驪王位居，更遣將追擊至肅慎氏南界，創下 “過沃沮千有餘里” 的遠征紀錄，刻石紀功的舉措既彰顯了中原王朝的威懾力，也為東亞古代軍事史上的重要篇章。尤為可貴的是，毋丘儉在殘酷的戰爭中保留了對忠義者的尊重 —— 對勸諫君主不而死的高句驪大臣得來，下令 “不壞其墓，不伐其樹，得其妻子皆放遣之”，這種將軍事打擊與道德召相結合的策略，比單純的武力征服更長遠影響。

政治架構的調整往往折出權力格局的深層變化。吳國在這一年進行了重大的軍政改組：任命步騭為丞相，朱然、全琮分任左右大司馬，更將荊州劃分為東西兩部，由呂岱與諸葛恪分別統領。這一系列安排看似常規，實則暗藏孫權對荊州控制權的重新布局 —— 用呂岱鎮守西部、諸葛恪坐鎮武昌，既延續了對荊州的重視，也試圖通過分權制衡防止出現陸遜式的權臣。這種心設計的權力結構，雖暫時維持了穩定，卻也埋下了日後派系鬥爭的患。

治國理念的撞在這一年達到了高，尤以蜀漢部的爭論最為引人深思。當蜀漢宣布大赦時，大司農孟當眾斥責大將軍費禕的場景，為展現兩種治國思想鋒的經典畫面。孟尖銳指出 “赦者，偏枯之，非明世所宜有也”，直擊大赦制度的本質缺陷 —— 這種看似仁慈的政策，實則是對惡的縱容，對良民的不公。這一觀點並非孟獨創，而是延續了諸葛亮的治國理念。史料明確記載，諸葛亮執政時便堅持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反對頻繁大赦，認為劉景升父子 “歲歲赦宥，何益於治” 的教訓極為深刻。費禕面對指責 “但顧謝，踧踖而已” 的反應，不僅暴了其執政能力的不足，更標誌着蜀漢治國理念從 “嚴刑峻法、以德輔之” 向 “寬縱姑息” 的轉變，這一轉變對蜀漢後期的政治腐敗產生了深遠影響。陳壽 “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 的評語，既是對諸葛亮的肯定，也是對費禕執政的晦批評。

蜀漢的問題不止於治國理念的偏差，後主劉禪的個人行為也逐漸偏離正軌。譙周的上疏尖銳指出了劉禪 “數出遊觀，增廣聲樂” 的荒怠行為，更以武帝劉秀 “當行人所不能為者” 的創業神進行對比，勸諫劉禪 “省減樂、後宮”，專註於完 “先帝之志”。譙周的諫言不僅是對君主失德的警示，更揭示了蜀漢面臨的深層危機 —— 在外部力持續存在的況下，部卻滋生了安逸樂的風氣。劉禪 “不聽” 的態度，預示着這個由劉備諸葛亮苦心建立的政權，正在偏離其最初的理想與方向。

將三方態聯繫觀察，正始七年恰似三國發展的一個分水嶺：曹魏通過對邊疆的開拓增強了國力與威；東吳在權力重組中維持着脆弱的平衡；蜀漢則在理念迷失與君主失德中逐漸走向衰落。諸葛亮時期確立的 “治世以大德” 的清明政治，在費禕執政後逐漸褪；而孫權心設計的權力架構，也難以掩蓋東吳人才凋零的現實；唯有曹魏通過軍事勝利與部穩定，為日後的統一積累着優勢。

歷史的弔詭之在於，許多看似孤立的事件，實則相互關聯形因果鏈條。毋丘儉對東北邊疆的經營，擴大了曹魏的戰略縱深；諸葛恪在荊州的任職，為其日後的北伐埋下伏筆；費禕對大赦的縱容，則加速了蜀漢吏治的敗壞。這些發生在正始七年的事件，如同投歷史長河的石子，其漣漪將在未來的歲月中不斷擴散，最終影響三國歸晉的歷史結局。

從更宏觀的視角看，這一年的歷史事件揭示了一個永恆的政治規律：國家的興衰不僅取決于軍事力量與權力架構，更取決於治國理念的清明與統治者的自我約束。諸葛亮 “不妄下赦” 的堅持，孟敢於直諫的勇氣，毋丘儉對戰死者的尊重，這些閃耀着人輝與政治智慧的瞬間，比單純的軍事勝利更值得後人銘記。而那些背離正道的選擇 —— 頻繁大赦的短視，君主遊樂的荒怠，權力制衡的算計 —— 最終都為了王朝興衰的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