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初，曹還是魏公的時候，任命贊令劉放、參軍事孫資都當秘書郎。曹丕即位後，把秘書這個職改名中書，任命劉放為中書監，孫資為中書令，從此他們就掌管了朝廷機。到了這位皇帝即位，他倆更寵信，都加為侍中、祿大夫，還封了本縣侯。那時候，皇帝親自理各種政務，又多次發戰事，像心腹這樣重要的職責，都由劉放和孫資兩人掌管。每次遇到大事，朝臣們一起討論，皇帝常常讓他倆決定事的對錯，然後選擇可行的去執行。

中護軍蔣濟上書說：“我聽說大臣權力太大，國家就危險；君主邊的人太親近，君主就容易被蒙蔽，這可是自古以來的大教訓啊。以前大臣掌權，朝廷外都跟着影響。陛下英明，親自理政務，大家沒有不恭敬嚴肅的。大臣們不是不忠誠，但是權力要是都在下面，眾人心裡就會對皇上不那麼敬畏，這是人之常。陛下既然已經留意到大臣權力的問題，希也別忽略邊的人。邊這些人就算忠誠正直、有長遠考慮，也不一定就比大臣強，至於迎合討好，他們可能更擅長。現在外面的人一說起事兒，不就提中書。就算他們恭敬謹慎，不跟外面勾結，但只要有這個名聲，就容易讓世人產生疑。何況他們實際掌握着重要事務，天天在陛下跟前，萬一陛下疲倦的時候，他們趁機做些決斷，大臣們看到他們能影響事，就會順着他們來。一旦開了這個頭，他們就會私下招攬黨羽，讚揚或詆毀別人，肯定會興起各種是非，功勞、過失、獎賞、懲罰，也肯定會被隨意改變，正直向上的人可能被阻礙，阿諛奉承他們的人反而能通達。他們從細微之手，順着形勢發展，陛下對他們親近信任，就不會再猜疑察覺。這些況陛下您聖明睿智，應該早點知道，只要您稍微留意，這種形自然就會顯現。或許是朝臣們害怕說話不合陛下心意，又怕被陛下邊的人怨恨，所以沒人敢說。我相信陛下您一直潛心思考，公正地聽取各方意見、觀察各種況，如果事理得不合理，或者事使用得不當，您肯定會調整改變，往遠了說要和黃帝、唐堯比功績，往近了說要彰顯武帝、文帝的業績，怎麼會只邊親近之人的影響呢！然而君主不可能親自理天下所有事，總得託付給別人。要是託付給一個大臣，除非像周公旦那樣忠誠，管夷吾那樣公正，不然就會有玩弄權、敗壞職的弊端。現在國家的棟樑之才雖然不多，但那些在一州之品行被人稱道，在某個職上能發揮才智，忠誠守信、竭盡全力，各自履行職責的人，還是有的，可以一起任用他們，不能讓聖明的朝廷出現大臣專權的名聲啊！”但皇帝沒聽進去。

等到皇帝病重，開始仔細考慮後之事，就任命曹的兒子燕王曹宇為大將軍，讓他和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等人共同輔政。曹爽是曹真的兒子，曹肇是曹休的兒子。皇帝從小就和燕王曹宇關係好，所以把後事託付給他。

劉放和孫資長期掌管機要事務，夏侯獻和曹肇心裡很不服氣。有一次，宮殿里有在樹上棲息，他倆就互相說：“這都多久了，他們還能得意多久！”劉放和孫資害怕以後被他倆害了，就暗中想辦法離間他們和皇帝的關係。燕王曹宇格恭順善良，真誠地向皇帝推辭大將軍這個職位。皇帝把劉放和孫資到卧室，問他們：“燕王為什麼堅決推辭呢？”他倆回答說：“燕王確實是自己知道承擔不了這個重任啊。”皇帝又問：“那誰能擔當此任呢？”當時只有曹爽在皇帝邊，劉放和孫資就趁機推薦曹爽，還說：“應該把司馬懿召來一起參與輔政。”皇帝問：“曹爽能勝任這事兒嗎？”曹爽張得直冒汗，答不上來。劉放趕踩了一下曹爽的腳，湊到他耳邊說：“你就說願以死來保衛國家。”皇帝聽了劉放和孫資的話，打算任用曹爽和司馬懿。可沒過一會兒，皇帝又改變主意，下令停止之前的任命。劉放和孫資又進宮勸說皇帝，皇帝又聽了他們的。劉放說：“陛下應該親自寫詔書。”皇帝說：“我病得太重，寫不了。”劉放立刻上床，抓着皇帝的手勉強寫了詔書，然後拿着詔書出去，大聲宣布：“有詔書，免去燕王曹宇等人的職，不得留在宮中。”曹宇等人都流着淚離開了。

甲申日，任命曹爽為大將軍。皇帝又覺得曹爽能力弱，就又任命尚書孫禮為大將軍長史來輔佐他。這時候，司馬懿在汲縣，皇帝派給使辟邪拿着手詔去召他。在此之前，燕王給皇帝出主意，說關中事務重要，應該讓司馬懿直接從軹關西回長安，這事兒已經執行了。司馬懿一會兒收到兩份詔書，容前後矛盾，他懷疑京城出了事，就趕快馬加鞭趕回朝廷。

評論

曹魏權力變局：近臣專權與皇權旁落的歷史鏡鑒

這段記載如同一幅濃的政治畫卷，清晰展現了曹魏中期權力結構的嬗變與危機。從劉放、孫資憑藉中書機構逐步掌控機要，到魏明帝臨終前輔政格局的劇烈，整個過程充滿了權力博弈的暗流涌，也為後世留下了深刻的政治教訓。

在專制皇權制下，權力的分配始終是關乎王朝安危的核心命題。魏文帝將秘書改為中書，本是強化皇權對機要事務掌控的制度調整，卻不料為劉放、孫資專權埋下伏筆。當魏明帝 “親覽萬機” 時，中書機構憑藉 “腹心之任” 的特殊地位，逐漸從文書理者演變為決策參與者。這種轉變的危險在於，近臣雖無大臣之名，卻已大臣之實，形 “外所言輒雲中書” 的輿論效應。蔣濟的上疏尖銳指出 “左右太親者蔽” 的歷史規律，揭示了近臣專權比大臣擅政更蔽 —— 他們憑藉 “日在目前” 的便利，利用皇帝 “疲倦之間” 的疏忽，悄然完權力滲，這種 “因微而” 的過程往往難以察覺。

魏明帝對蔣濟諫言的漠視，反映了專制君主的認知局限。他既想擺大臣掣肘，又依賴近臣理政務，卻未能建立有效的權力制衡機制。當個人力難以支撐 “親覽萬機” 的負荷時，權力自然向邊近臣傾斜，形 “實握事要” 的既事實。這種權力轉移的本質，是君主將治國責任與決策權力輕率託付，卻忽視了 “人君不可悉任天下之事，必當有所付” 的權責對等原則。

臨終託孤的鬧劇將制度缺陷推向極致。從最初屬意宗室輔政，到在劉放、孫資縱下改任曹爽與司馬懿，整個過程充滿了非制度化作。劉放 “執帝手強作詔書” 的行為，徹底突破了君臣禮儀的底線，暴了近臣專權時的瘋狂臉。曹爽 “流汗不能對” 的表現與司馬懿 “疾驅朝” 的果決形鮮明對比，預示着未來權力格局的失衡。這種輔政人選的隨意變更，本質上是缺乏穩定繼承製度的必然結果。

歷史的弔詭之在於，魏明帝試圖通過信任近臣來強化皇權，最終卻導致權力旁落；想要通過臨終安排保障政權穩定，反而加速了部撕裂。蔣濟所警示的 “私招朋援，臧否毀譽”“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 等現象，在此後曹魏政權的演變中一一應驗。這段歷史深刻表明，健康的政治生態不能依賴君主的個人賢明，更需要建立完善的權力制衡機制和制度化的運行規則，否則再的權力布局，也終將在人的弱點面前功虧一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