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特別討厭那些華而不實的人，就給吏部尚書盧毓下詔書說：“選拔人才可別看名氣，名氣這東西就跟在地上畫個餅似的，看着好看，可吃不了啊。”盧毓回答說：“名氣雖然不能招來那種特別厲害的奇才，但能發現一般的優秀人才。一般的優秀人才敬畏教化，嚮往善良，所以才會有名氣，這不是該討厭的事兒。我既然沒本事識別那些奇才，而且主管部門又以依照名聲、按常規選拔為職責，那隻能想辦法在他們被選拔之後考察驗證他們。以前，先讓員陳述自己的想法，再通過實際工作來考察他們的能力；現在考核政績的辦法沒了，只靠別人的詆毀或讚譽來決定員的升降，所以真假好壞都混在一起，虛實難辨。”皇帝覺得他說得有道理，就採納了他的建議，下詔讓散騎常侍劉邵制定考核員的辦法。劉邵就搞出了《都考課法》七十二條，還寫了一篇《說略》，皇帝把這些容下發給百，讓大家討論。

司隸校尉崔林說：“按照《周》里的考核辦法，容已經很完備了。但從周康王之後，國家就逐漸衰落這，說明考核辦法能不能有效施行，關鍵還是得看執行的人。到漢朝末年，出問題難道是因為員職責規定得不夠細緻嗎？現在軍隊況複雜，有時候人數眾多，有時候又突然減，增減沒個規律，本來就很難統一標準。這就好比網眼太多不好張開，抓住綱繩就行；髮了不好整理，提起領就好。皋陶在虞舜手下當，伊尹輔佐商湯，那些不仁的人就都遠離了。要是大臣們都能盡職盡責，給下面的員做個好榜樣，那誰還敢不嚴肅認真工作，哪還需要專門的考核辦法呢！”

黃門侍郎杜恕說：“通過實際工作來考察員，多次考核後決定升降，這確實是帝王治理國家的好制度。但歷經六個朝代，考核政績的辦法都沒能明確下來，經過七位聖君，考核的條文也沒流傳下來，我覺得這辦法大致框架可以參考，但詳細的容很難完全制定出來。俗話說‘世上有搗的人，沒有混的法’，要是只靠制度就行，那唐堯、虞舜就不需要稷、契這樣的輔佐，商、周也不用看重伊尹、呂尚這樣的人才了。現在提議考核員的人，陳述的都是周、漢時期的做法，參照京房考核的本意，可以說已經點明了考核的關鍵。但對於推崇謙讓的風氣，實現良好的治理，我覺得還不夠完善。要是讓州郡考核士人，必須從品德、才能等四個方面考察，都要有實際效，然後再舉薦，經過試用後被公府徵召，為地方長，再據功績依次升遷為郡守，有的可以增加俸祿、賞賜爵位，這是考核中最要的事。我覺得就應該讓提出建議的人地位提升，採納他們的建議，讓他們詳細制定考核州郡的辦法，辦法制定好就施行，設立一定要兌現的獎賞，實施一定要執行的懲罰。至於公卿和朝廷部的大臣，也都應該據他們的職責進行考核。古代的三公，坐着討論治國之道；朝廷部的大臣，進諫忠言、彌補皇帝過失，大臣們做的好事壞事，沒有不記錄的。而且天下這麼大，事務這麼繁雜，一個人的智慧確實沒辦法全都顧及到；所以君主就像腦袋，大臣就像四肢，表明大家是一的，互相配合才能事。所以古人說，修建廊廟的木材，不是一樹枝就能行的；帝王的大業，也不是一個人的謀略就能完的。這麼說來，哪有大臣只守着職責、應付考核，就能讓國家繁榮和諧的呢！要是大臣們只想保住自己的位置，沒有被罷的風險，而盡忠職守的人卻被懷疑，公正的原則得不到推行，私下的議論卻大行其道，就算讓孔子來考核，都不能把每個人的才能都發揮出來，更何況是普通人呢！”

司空掾、北地人傅嘏說：“設立職、均衡職責，管理百姓和萬，這是治國的本。按照名聲考察實際表現，糾正並激勵大家遵循既定的規範，這是細枝末節。本的綱領還沒抓住，就先去制定細枝末節的程序；國家的大政方針還沒重視，卻先搞考核，這樣恐怕沒辦法分辨賢能和愚蠢，也弄不清事的是非曲直。”大家討論了好久，也沒得出結論，這事最後就不了了之了。

臣司馬說：治理國家最重要的，莫過於用人，而識別人才的方法，連聖賢都覺得困難。所以要是只通過別人的詆毀或讚譽來了解人，就會出現因為個人憎而競相進言，善惡好壞混淆不清的況；要是只考察功績，就會巧詐橫生，真假難分。關鍵在於，用人的本在於做到極度公正、極度明察。作為上級，要是能做到極度公正、極度明察，那麼下屬有沒有能力，就能清清楚楚地看在眼裡，本沒地方藏。要是做不到公正明察，那考核的辦法，只會為偏私欺詐的工。為啥這麼說呢？公正明察，靠的是心；功績，只是外在表現。自己心都不能公正明察，卻想通過考察別人的外在表現來了解人，這不是很難嗎！作為上級，要是真能做到不因親疏貴賤而改變心意，不因喜怒好惡而擾心志，想要了解研究經學的人，就看他知識是否淵博，講解是否通，這樣就是善於研究經學的人；想要了解審理案件的人，就看他是否能察案件的真假，沒有冤屈錯判，這樣就是善於審理案件的人；想要了解管理財政的人，就看他管理的倉庫是否充盈，百姓是否富足，這樣就是善於管理財政的人；想要了解帶兵打仗的人，就看他是否能打勝仗，讓敵人畏懼服從，這樣就是善於帶兵打仗的人。對於其他百，也都是這個道理。雖然要向別人詢問意見，但最終決策還是在自己；雖然要考察外在表現，但更要用心去觀察，仔細研究核實實際況，斟酌是否合適，這其中的道理極其細微妙，沒辦法用語言表達清楚，也沒辦法用文字完全記錄下來，怎麼能提前制定好一套方法，然後全都給有關部門去辦呢！要是皇親國戚、權貴之人沒能力卻能任職，關係疏遠、地位低下的賢才卻被埋沒；自己喜歡、欣賞的人即使把事辦砸了也不撤職，自己厭惡、生氣的人即使有功勞也不錄用，向別人詢問意見，結果毀譽參半無法決斷；考察外在表現，只看表面文章而不看實際況。就算制定再好的考核辦法，增加再多的條目，把文書記錄做得再嚴謹，又怎麼能得到真實的況呢！

有人說：君主治理天下，大到整個國家，小到一個地區，朝廷外的員千上萬，考察升降，怎麼能不給有關部門，而要君主親自做呢？回答是：不是這個意思。凡是做上級的，不只是君主。太守是一郡的長，刺史是一州的長，九卿是下屬員的上級，三公是百的上級，都可以用這個道理去考察升降下面的人，君主也用這個道理去考察升降公卿、刺史、太守，這有什麼麻煩勞累的呢！有人說：考核政績的辦法，是唐堯、虞舜就制定的，京房、劉邵只是闡述並完善了它，怎麼能廢除呢？回答是：唐堯、虞舜時的員，任職時間長，職責專一，法律寬鬆，要求長遠。所以鯀治水，九年沒有效，才治他的罪；禹治水，讓九州統一，四方之地都能安居，才獎賞他的功勞；不像京房、劉邵的辦法，考核些瑣碎的事，要求短時間就出效。事本來就有名義相同但實際不同的，不能不仔細分辨。考核政績不是在唐堯、虞舜時能用，在漢、魏就不能用，而是京房、劉邵沒抓住本，只注重細枝末節的緣故。

當初，右僕衛臻負責選拔人才，中護軍蔣濟給衛臻寫信說：“漢高祖把逃亡的俘虜拜為上將，周武王提拔漁夫做太師，平民百姓、奴僕都能登上王公之位，何必非得遵循常規，先考察後任用呢！”衛臻說：“不是這樣。你想把牧野之戰時的用人方法和王、康王時相提並論，把劉邦斬白蛇起義時的用人方式和文帝、景帝時相比，喜歡不按常規的舉，開破格提拔的先例，這會讓天下人都隨意行事的！”盧毓談論人才和選拔人才，都是先看品德行，再談才能，黃門郎、馮翊人李曾經拿這個問題問盧毓，盧毓說：“才能是用來做好事的，所以大才能就大好事，小才能就小好事。現在說一個人有才能卻做不好事，那就說明他的才能和實際不相符啊！”李很信服他的話。

評論

這段史料生呈現了曹魏時期圍繞員考核制度展開的一場深刻爭論，涉及人才選拔的核心標準、考核制度的價值定位以及治理邏輯的本分歧，其背後折的吏治難題至今仍啟示意義。

名實之辯：人才選拔的價值分歧

魏明帝對“浮華之士”的警惕，點出了人才選拔中一個永恆困境——虛名與實能的背離。他將虛名比作“畫地作餅”，準揭示了形式主義評價系的虛妄。這種對“有名無實”的反，反映了務實政治對錶面文章的本能排斥。

盧毓的回應則展現了制度設計者的理平衡。他並非否定明帝對虛名的擔憂，而是指出“名”作為常規人才的篩選標準仍有其價值——“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在無法準識別“異人”的現實條件下，通過名聲考察普通人的德行修養，不失為次優選擇。更重要的是，他提出“驗其後”的態考核思路，將“循名”與“責實”結合，主張以實際政績驗證名聲真偽，這一觀點超越了簡單的“反名”或“崇名”二元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