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蒙還沒來得及接封賞就生病了，孫權趕把他接到自己住旁邊，想盡各種辦法給他治病。有時候要針灸，孫權看着都心疼難。孫權想見見呂蒙，又怕打擾他休息，就經常在牆上鑿個看。要是看到呂蒙能吃點東西，就高興得跟邊人又說又笑；要是看他況不好，就唉聲嘆氣，晚上都睡不着覺。呂蒙病稍有好轉，孫權就下令大赦天下，大臣們都來祝賀，結果後來呂蒙還是去世了，年僅42歲。孫權那一個悲痛，專門安排了三百戶人家給呂蒙守墓。

後來孫權跟陸遜聊起周瑜、魯肅和呂蒙，說：“公瑾那一個勇猛剛烈，膽略過人，打敗了曹，開拓了荊州，簡直無敵。子敬通過公瑾跟我結識，我跟他一聊，他就說起稱霸天下的大戰略，這是第一件讓我開心的事。後來曹藉著拿下劉琮的勢頭，號稱要率幾十萬水陸大軍打過來，我召集將領們問咋辦，沒人先吭聲。張子布、秦文表都說應該派人送文書去投降，子敬馬上反駁說不行，還勸我趕喊公瑾來，把軍隊給他迎擊曹，這是第二件讓我開心的事。後來雖然他勸我把地借給劉備，這算個小失誤，但不影響他的兩大優點。周公都不會對人求全責備，所以我不在乎他這點小病，看重的是他的長，還經常把他比作鄧禹呢。子明年輕的時候，我就覺得他不怕困難，果敢有膽量。等他長大，學問見長，謀略更是厲害，僅次於公瑾，就是言談風采不如公瑾。但謀划拿下關羽這事兒，比子敬強。子敬給我寫信說：‘就帝王大業的人，都得先掃除障礙，關羽沒啥可擔心的。’這就是他心裡沒底，上還逞強，我也沒太怪他。不過他帶兵安營紮寨，令行止，轄區沒人敢違抗命令，路上也沒人撿別人丟的東西，這治軍方法還是很不錯的。”

孫權和于騎馬一起走，虞翻呵斥于：“你個投降的俘虜，怎麼敢跟我們主公並排騎馬！”說著就揚起馬鞭要打于，孫權趕喝止了他。

孫權向曹稱臣的時候，曹把張遼等各路軍隊都召回來救樊城，還沒趕到，樊城的包圍就解除了。徐晃整頓軍隊回到陂，曹出城七里迎接徐晃，還擺了酒宴。曹舉起酒杯對徐晃說：“保全樊城、襄，這都是將軍你的功勞啊。”也給桓階厚賞賜，讓他當了尚書。曹覺得荊州剩下的百姓和在漢川屯田的人不安穩，想把他們都遷走。司馬懿說：“荊楚地區的人格比較活泛，容易，關羽剛被打敗，那些心懷不軌的人都躲起來觀呢。要是把好人遷走，既傷了他們的心，還會讓走了的人不敢再回來。”曹說：“有道理。”之後那些逃跑的人都陸續回來了。

曹上表給朝廷，封孫權為驃騎將軍，授予符節，兼任荊州牧，封南昌侯。孫權派校尉梁寓進貢，又送朱等人回去，還寫信給曹稱臣，說曹稱帝是順應天命。曹把孫權的信給大臣們看，說：“這小子是想把我架在火上烤啊！”侍中陳群等人都說：“漢朝的氣數早就盡了，又不是今天才這樣。殿下您功德蓋世，大家都盼着您稱帝，所以孫權在遠方稱臣。這是上天和百姓的共同意願，殿下您就該登基稱帝，還有啥可猶豫的！”曹說：“要是天命真在我，我就當個周文王吧。”

司馬說：教化，那可是國家的頭等大事，可那些平庸的員卻不當回事；風俗，是天下的關鍵，可昏庸的君主卻忽視它。只有明智有遠見的人，才能深刻認識到它的重大益和長遠功效。武帝劉秀趕上漢朝衰落，各路英雄像煮開的粥一樣起來，他從平民崛起，重新振興漢朝，四征戰，忙得不可開，卻還能推崇儒家經典，招攬文人雅士，開辦學校，修訂禮樂制度。武功完後，文化建設也搞得很好。後來孝明帝、孝章帝繼承他的志向，到太學去拜老師，鑽研經書。從公卿、大夫到郡縣的員，都選用通經典、品行端正的人，連虎賁衛士都學習《孝經》，匈奴的子弟也來太學讀書。所以上面推行教化，下面形良好風俗。那些忠厚清廉的人，不被員看重，老百姓也很仰慕。那些愚蠢卑鄙的人，不朝廷容不下，連鄉里鄉親都嫌棄。自從夏商周三代滅亡後，風俗教化之好，沒有比得上東漢的。到孝和帝以後，外戚專權，寵臣當道，賞罰沒個標準，賄賂公開進行，賢能和愚蠢的人混在一起，是非顛倒，那一個。但漢朝還能勉強維持沒滅亡，是因為上面有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這些公卿大夫，在朝堂上據理力爭，用正義挽救危機；下面有符融、郭泰、范滂、許邵這些平民百姓，通過輿論來補救時弊。所以政治雖然腐敗，但風俗沒垮，甚至有人冒着殺頭危險，前赴後繼，視死如歸。這哪只是這幾個人賢能啊，也是武帝、明帝、章帝留下的教化果。在那個時候，要是有個賢明的君主振作起來，漢朝的國運還說不定呢。可惜啊，趕上漢朝衰敗，又上桓帝、靈帝的昏庸殘暴：他們庇護壞人，比對親人還好；殺害忠良，比對待仇人還狠。積累了眾多有識之士的憤怒，激起了天下人的怨恨。於是何進召外兵，董卓趁機作，袁紹這些人又跟着製造禍端，搞得皇帝四流亡，宗廟變廢墟，王室覆滅，百姓苦，漢朝的命運徹底沒救了。不過，那些佔據州郡擁兵自重的人，雖然互相吞併，但還都打着尊漢的旗號。像曹那麼暴躁強，又立下那麼大的功勞，他早就有不把皇帝放眼裡的心思了，可到死都不敢廢掉漢朝自己稱帝，難道是他不想嗎？還不是因為顧忌名聲道義，自己克制着。由此可見，教化怎麼能輕視，風俗怎麼能忽視呢！

評論

這段史料如同一幅濃的歷史畫卷，勾勒出漢末三國時期權力博弈、君臣關係與時代風氣的多重面相。從呂蒙病重時孫權的真流，到曹魏部的戰略決策，再到司馬對教化風俗的深刻反思，字裡行間皆蘊含著世中的生存智慧與治世之道。

君臣相得的溫與權謀

孫權對呂蒙的態度，堪稱世中君臣關係的典範。當呂蒙病重時，孫權“迎置於所館之側，所以治護者萬方”，甚至“穿壁瞻之”，見其能進食便喜，食不下則夜不能寐，這份關切超越了單純的主僕關係。呂蒙去世後，孫權“哀痛殊甚，為置守冢三百家”，更在與陸遜的對話中給予其極高評價，稱其“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尤其肯定其“圖取關羽，勝於子敬”的功績。這種既有真實又包含政治考量的君臣互，展現了孫權作為領導者的馭下之道——既以籠絡人心，又以功績定其價值。

與之形對比的是虞翻對降將于的嚴苛態度。當于與孫權并行時，虞翻怒斥其“降虜何敢與吾君齊馬首”，甚至“抗鞭擊”。這一細節既反映了當時士人對氣節的看重，也暗示了世中“忠義”作為道德標尺的重要。而孫權“呵止之”的舉，則現了其作為統治者的務實心態——在政治博弈中，對降將的寬容往往比單純的道德批判更現實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