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倉案塵埃落定，帶來的影響卻如漣漪般持續擴散。

戶部經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人事地震。趙侍郎及其黨羽的倒台，空出了不關鍵職位。朱元璋並未急於全部填補，而是藉此機會，將一些資歷較淺、但背景相對簡單、更傾向於實幹（或至看起來如此）的員提拔上來，其中不乏非江南籍者。戶部衙門，往日那種由江南籍員主導的、近乎板結的氛圍被打破，雖然暗流依舊，但明面上的效率似乎提高了一些。

朝堂之上，針對吳銘的攻訐之聲暫時平息了下去。鐵一般的證據和皇帝毫不含糊的支持，讓那些想藉此做文章的人暫時閉上了。吳銘“洪武第一酷吏”、“皇帝手中最鋒利的刀”的名聲不脛而走，令人忌憚。

但吳銘自己卻異常清醒。皇帝的“信任”是有條件的，建立在“好用”且“可控”的基礎上。朱亮祖那條被強行下的線索，以及廣東送來的那份關於朱亮祖不法事的奏，都像達克利斯之劍，懸在他的頭頂，提醒他帝王心的深不可測和局勢的複雜。

他牢記朱元璋讓他擬條陳的任務，這既是機會，也是考驗。他並未急於筆，而是首先對都察院部試行了一段時間的“績效考核”制度進行了總結復盤。

結果令人振又啼笑皆非。

振的是，這套現代管理理念的淺應用，確實極大地調了大部分史（尤其是年輕史）的積極。過去那種磨洋工、寫些不痛不彈章的現象大為減。為了在考評中拿到“上等”，史們外出查案更勤勉，撰寫奏疏更注重證據，院協作也增多。都察院的整工作效率和辦案質量，有了眼可見的提升。

甚至有幾個之前表現平平的史，在這種力（或者說激勵）下，竟然真的挖出了幾起地方員貪墨、刑獄冤案等不大不小的案子，證據紮實，理得當，得到了皇帝的嘉許。這讓吳銘的“績效考核”有了實實在在的政績支撐。

啼笑皆非的是，也鬧出了一些笑話。比如有兩位史為了爭搶一個看起來容易出績的案子，差點在值房上演全武行；還有一位史為了湊夠“辦案數量”，把蒜皮的鄰里糾紛也寫彈章往上遞，被吳銘哭笑不得地打回去重寫，並嚴肅強調了“案由重要”的考評權重。

“看來任何制度都得結合本地實際況微調啊…”吳銘看着總結報告，心OS，“KPI驅既能激發活力，也容易導致卷和短視行為。還得加上價值觀引導和過程監督…嗯，下次開會得強調一下‘辦案質量’和‘社會效應’的考核比重。”

基於都察院部的實踐和糧倉案的教訓，吳銘開始着手起草那份關於“強化監察、防範貪”的條陳。

他沒有提出什麼驚天地的改革方案，而是注重實用和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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