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爵的殊榮、皇帝的賜婚，如同兩道璀璨的環，將吳銘籠罩在令人目眩的榮寵之中。京城外，無人不曉這位新晉的“奉天翊運推誠守信伯”即將迎娶魏國公府的千金，聖眷之隆，一時無兩。

婚禮的籌備鑼鼓而又規制森嚴。禮部、府監甚至宗人府都派員協助，一切按伯爵禮制進行，既不能僭越，也不能失了面。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每一步都在無數雙眼睛的注視下，莊重而繁瑣地進行着。

吳銘忙碌並快樂着，但心深，總有一難以言喻的不安，如同晴朗天空邊緣的一抹難以察覺的霾。這不安，並非來自婚禮本，而是來自朝堂之上一種越來越詭異的氣氛。

最大的異樣，來自於中書省左丞相胡惟庸。

按常理，吳銘新晉伯爵，又得皇帝賜婚，為百之首的胡惟庸，即便不親自登門道賀，也早該派人送來重禮，以示籠絡和姿態。然而，直到“請期”已過，婚期都已定下，胡惟庸府上卻始終靜悄悄的，毫無表示。

這絕非疏忽，而是一種極其明確的、刻意的冷淡和疏遠。

不僅胡惟庸本人，其黨羽和與之過往甚的員，對吳銘的態度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朝堂相遇，不再是熱或至是客氣的寒暄，而是變得禮貌而疏離，甚至有些人的目中，會不經意地流出一審視和……憐憫？

吳銘敏銳地捕捉到了這種變化。他知道，胡惟庸權傾朝野，心卻並不寬廣，對自己這個“幸進”之人素無好，之前還因市舶司特區等事間接駁過他的面子。但以往，胡惟庸至表面功夫還會做足。如今這般毫不掩飾的冷淡，只能說明一件事：他可能不再需要，或者不屑於對吳銘進行任何形式的拉攏或維繫了。

是什麼給了他這樣的底氣？或者，是什麼讓他認為吳銘已經不足為慮，甚至即將大禍臨頭？

聯想到歷史上那個着名的“胡惟庸案”發的時間點，吳銘心中的警鈴大作。

他開始更加留意朝堂上的蛛馬跡。他發現，近來的朝會，朱元璋似乎比以前更加沉默，常常聽着臣子的奏報，目幽深，看不出喜怒。而對胡惟庸及其黨羽提出的一些建議，皇帝往往不置可否，既不說准，也不說否，只是淡淡地“知道了”便擱置一旁。

這種沉默，比雷霆大怒更令人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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