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城的桃花開得正艷，白的花瓣落進平江路的河水裡，隨波打着旋。往日里只聞書聲的顧府祠堂，今天卻傳出了“噼里啪啦”的算盤響——這裡被改了“江南新式學堂”，朱漆大門上掛着塊新匾額，寫着“格致知”四個隸書大字，落款不是哪朝狀元，而是前顧氏族長顧硯秋。

此刻，顧硯秋的長孫顧文軒正站在講台上，手裡拿着筆，在黑板上寫着阿拉伯數字。他穿着一藏青的學生制服，領口系著領結，頭髮剪得短短的，完全沒了往日士族子弟的長衫氣。台下坐着二十幾個學生，有士族家的爺小姐，也有商戶、工匠的孩子，都捧着印着“算學門”的課本，聽得聚會神。

“這道題，”顧文軒敲了敲黑板上的應用題，“從蘇州到上海的鐵路長二百里，火車每時辰走五十里，問幾個時辰能到？”他話音剛落，商戶家的兒子就舉起手：“先生，四個時辰！我爹上周坐火車去上海，就是這個數！”

顧文軒笑着點頭，眼裡的比窗外的桃花還亮。三年前，他還是個捧着《論語》搖頭晃腦的貴公子，覺得算學、格致都是“匠人之”，登不得大雅之堂。直到去年跟着父親去鐵路公司見習，看見工程師用公式算出橋樑的承重，用外語和西洋商人談了鐵軌生意，才突然明白：“以前學的‘之乎者也’，換不來蒸汽機車，也換不來百姓的好日子。”

學堂的側廳里，幾個士族子弟正圍着一台顯微鏡。這是顧文軒託人從西洋買來的，鏡片下，一滴水裡面的微生看得清清楚楚。“這就是格致課講的‘細菌’？”前禮部尚書的孫柳玉茹捂着驚嘆，“難怪先生說，喝生水會生病，原來是這些小東西在作怪！”

旁邊的實驗台上，擺着從北境機局借來的蒸汽機模型。工匠家的兒子正試着轉搖桿，模型“嗚嗚”地噴出蒸汽，帶小子轉起來。“這要是放大了，就能拉火車？”他眼睛瞪得溜圓，手在模型上來去，“比我爹修的織布機厲害多了！”

顧硯秋站在廊下，看着這一幕，手裡的旱煙桿半天沒點着。他想起十年前，族裡的子弟連走出蘇州城都覺得掉價，更別說和商戶、工匠的孩子同窗共讀。可現在，顧文軒教算學，柳玉茹學外語，連最守舊的張史家的孫子，都在研究西洋的電報機，說要“讓蘇州的消息三天傳到京城”。

“顧老先生，”學堂的雜役老劉端來一碗茶，他以前是顧家的佃戶，現在負責給學生們燒開水，“您看這學堂多好！我家二小子以前只會放牛，現在能算清田畝賬了，說將來要去農技站當先生呢！”

顧硯秋接過茶碗，指尖到溫熱的瓷壁。他想起去年開辦學堂時，族裡的老頑固們罵他“辱沒祖宗”，說“士族子弟就該考科舉、當大”。可他是把祠堂騰了出來，賣掉了一半的良田，換了課本、儀，請了西洋的格致先生，甚至親自去商戶家敲門，說“來上學吧，不收束修，管午飯”。

現在看來，這條路走對了。上個月，柳玉茹跟着商隊去了廣州，用外語和英國商人談了綢生意，賺的銀子夠學堂半年的開銷；張史的孫子畫出了蘇州城的電報線路圖，府看了都說好，要撥款讓他試着架設；連最調皮的商戶兒子，都算出了新糧種的產量，幫着農技說服了不老農試種。

傍晚時分，學生們放學了，三三兩兩地討論着功課。柳玉茹拿着本外語書，正跟顧文軒請教發音，夕照在他們年輕的臉上，像鍍了層金。張史的孫子抱着電報機模型，跟工匠家的兒子比劃着什麼，兩人笑得前仰後合。

“爺爺，”顧文軒走過來，手裡拿着一份新擬的課程表，“我們想加一門‘實業課’，教學生們怎麼開工廠、管賬房，您看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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