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印度公司海軍（VOC）的90艘武裝商船與戰艦，則像一群飢的鯊魚，游弋在印度洋、東南亞與東亞的海域。它們的使命絕非單純護航——征服葡萄牙據點、打擊當地土着勢力、與歐洲競爭對手（如英國東印度公司）廝殺，才是常態。達維亞（今雅加達）作為總部，每天都有商船進出，滿載着香料、綢與白銀。此刻，68艘主力戰船正聚集在港口，其中26艘500噸級蓋倫船的桅杆上，VOC的旗幟在下刺眼奪目。

西印度公司海軍（WIC）的60艘武裝商船，則在大西洋與洲水域橫行無忌。它們襲擊西班牙/葡萄牙的民地，劫掠滿載黃金的商船，在西累西腓、加勒比海島嶼與西非海岸，建立起一個個“流的堡壘”。這些船隻既是掠奪者，也是貿易商——三角貿易的利潤，讓阿姆斯特丹的易所熱鬧非凡。

表面上，荷蘭的230艘主力戰艦（國家海軍50艘+VOC 90艘+WIC 60艘+回國艦隊（總是有戰艦在回國的途中）30艘）足以威震全球。但真相是，這不過是“商業-軍事複合”的華麗外：核心戰力並非國家艦隊，而是兩大公司的武裝商船。這些船隻白天運載香料，夜晚可能就變炮轟民地的戰艦；它們既是利潤的創造者，也是帝國的征服者。

在歐洲水域，50艘國家海軍主力戰艦守護着“海上生命線”，卻難以支援萬里之外的亞洲；在大西洋，WIC的60艘戰船忙着劫掠西班牙商船，對亞洲戰局莫能助；唯有VOC的90艘戰艦，在亞洲獨自面對金山鎮的鋼鐵洪流。

當崇禎四年上半年，大明金山鎮的艦隊開始在台灣海峽與爪哇海活時，蔡三的海盜集團越來越猖狂時，達維亞總督博特終於嗅到了危險的氣息。他急獲得東印度公司高層授權，在港口集結了68艘主力戰船（含26艘500噸級蓋倫船），試圖以絕對優勢碾東方對手。

“從台灣撤軍？”博特最初對此嗤之以鼻，“區區幾千土着，值得我們放棄戰略要地？”可當金山鎮的火炮在澎湖列島轟鳴，當鄭芝龍的艦隊封鎖了台灣海峽，這位傲慢的總督才意識到——自己犯了個致命錯誤。

好在經過一年急員，荷蘭人拼湊出一支非常強大的艦隊：海軍部與西印度公司已經同意各調20艘主力戰船，連原本計劃返回荷蘭的30艘“回國艦隊”，也被扣下20艘。博特站在達維亞港的碼頭上，着泊位上麻麻的桅杆，得意地盤算：“150艘主力戰艦！這可是全國近七的海軍力量！”

但他不知道的是，大員（台灣）的22艘戰船，已在七月中旬被金山鎮和鄭芝龍的聯合艦隊全殲——那些本該集中起來參加決戰的主力，卻永遠失去了合力的機會，本已被的戰局變得更為不利。

“號稱萬艘海船的荷蘭，主力不過230艘。”博特總督看着海圖上麻麻的荷蘭艦船標記，無奈的說道，“可這230艘，還分散在三個大洋！好在機智如我，提前做了謀划！”當博特總督在達維亞數着戰船數量時，李勇的決戰艦隊正從台灣海峽駛向淡馬錫——那裡，一場針對荷蘭全球霸權的圍獵，已經開始。

荷蘭海軍的全球部署揭示了17世紀海上帝國的典型困境——過度分散的兵力難以應對局部戰爭的發。VOC與WIC的“以商養戰”模式，雖創造了巨額利潤，卻也讓海軍淪為商業利益的附庸。博特總督的戰略誤判（堅持佔據台灣）與應急調（扣留回國艦隊），最終導致亞洲戰場的兵力劣勢更加明顯。

崇禎五年六月，當達維亞的城牆在馬打藍人的炮火下震時，隔壁的萬丹國卻悄然為東南亞的“兵營”。從六月起，南部戰區司令趙石將各國新軍下達召集令，新軍如水般湧這座濱海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