臉上有所擔憂：“你今天在法庭的表現可謂是可圈可點。”

他沒有反應。

繼續地說著：“我給你資料是拿來攻擊、推翻證人供詞的可信；你完全沒有必要在法庭上揭一個不彩的過去，那是別人的事，我們不應該做出那樣的事。”

他毫不在乎地為自己辯解着：“要辯護就要做到底，我不覺得有什麼問題。進法庭，穿着律師的袍就要承擔作為律師的責任，這只是我們工作的其中一部分。

或許不道德、或許有爭議、但是絕對合合法合理。要不然陪審團也不會接納我在法庭上的表現。

很不甘心地提出另外一個觀點：“那麼......在法庭上公開討論細節呢？也是合法合理？你有沒有想過害人的？幸好負責審理該案件的人是麗塔法，如果換了其他法，你早就被轟出法庭了。”

他停止吃東西，放下手裡的叉子，反問了一句：“你在教我做事？”

關切地問着：“你最近到底是怎麼了？”

他搖了搖頭：“沒事。可能你不太認同我的做事方法，不過沒關係，我也沒有想過得到你的認可。總之我只是在做我該做的事，其他的因素我不會考慮也不會理會。”

語重心長地說著：“我知道本傑明的死對於你來說打擊很大，可是不代表你可以來。你再這樣胡作非為，我擔心你會出事。

如果你真的不想為瓦倫辯護，我可以考慮找其他的律師，我不希你在緒到困擾的況下擔任辯護的工作，這樣對你來說，實在是一種負擔，很不公平。”

他一口氣拒絕了：“不用了，我現在反而是想得很清楚，我不僅僅要為他辯護，我還要百分百地讓他無罪釋放，本傑明死了，旦丁也死了，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總之你不要管我就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