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台符（？—？），籍貫未詳，五代後晉時期知名文臣，以通典章制度、擅修史撰文着稱，是《舊唐書》修撰核心員之一，歷仕後晉數朝，始終供職於文翰史職，其生平雖無驚天仕途，卻以紮實的史學功底與典制學識，為五代世留存了珍貴的唐史文獻，為彼時史學領域的重要人，也折出五代時期文臣堅守文治、傳承典籍的治學初心。

徐台符生逢五代世，彼時政權更迭頻繁，武人專權當道，文治發展備掣肘，而他自潛心經史，尤於歷代典章制度考辨，對唐代制、禮儀、輿服、賦稅等規制鑽研頗深，於諸經史子集之外，更注重梳理制度流變的脈絡，這一治學專長為其日後躋史職、參與修史奠定了堅實基礎。後晉建立後，高祖石敬瑭為彰顯正統，延續歷代王朝修撰前朝正史的傳統，於天福六年（941年）下詔修撰《唐書》（即後世《舊唐書》），命宰相趙瑩總領修撰事宜，廣徵朝野通曉唐史、擅於典制的文臣，徐台符因學識專，被徵辟修史班子，與張昭遠、賈緯、趙熙等名臣同任修撰，為修史核心力量。

彼時修撰《舊唐書》，面臨史料散佚、例難定的諸多難題，尤其是唐代近三百年典章制度屢有變革，從初唐三省六部制到中唐藩鎮崛起後的制調整，從開元禮到晚唐的禮儀簡化，諸多史料或殘缺不全，或記載矛盾。徐台符憑藉對典章制度的深厚造詣，專司《舊唐書》中志書部分的修撰，主掌禮儀、職、輿服、食貨等志的編纂考訂。他遍檢府所藏唐代實錄、國史殘卷，又搜羅民間流傳的奏議、典冊、方誌等資料，對每一項制度的起源、演變、實施細節逐一考辨，糾正了諸多史料中的訛誤與疏。

修史過程中，徐台符秉持“據實直書、詳核典制”的原則，既不刻意溢，也不妄加刪減，對唐代制度的利弊得失皆客觀記載。例如在修撰職志時，他不僅詳細梳理三省六部、九寺五監的制系，更着重記載了中唐以後節度使、觀察使等方鎮職的崛起過程，清晰展現了唐代中央制向地方藩鎮制演變的軌跡；修撰食貨志時，他對均田制的瓦解、兩稅法的推行作了詳實考證，還原了唐代經濟制度的變革脈絡。其考訂的史料嚴謹紮實，例規整清晰，為《舊唐書》志書部分的完奠定了核心基礎，也為後世研究唐代典章制度留下了權威依據。

除修撰《舊唐書》外，徐台符在晉朝朝堂亦長期供職於文翰史職，歷任着作佐郎、史館修撰、中書舍人等職，始終圍繞文治典制展開工作。作為史，他掌修國史、記錄帝王言行與朝廷政事，秉筆直書朝堂諸事，雖武人專權的後晉，卻堅守史守，不因權貴力而曲筆篡改；作為文臣，他常為朝廷草擬制誥、儀注等文書，凡涉及典章制度的詔令、禮儀規制，皆由其考訂古制、結合當朝實際擬定，所擬文書例嚴謹、合乎規制，深得朝廷重。

後晉一朝，政權存續僅十餘年，且常年於與契丹的對峙之中，朝政多為武人把控，文治建設相對薄弱，而徐台符始終潛心於典制與史學，不趨附權貴、不涉足兵權，在世中守持文臣本分。他與張昭遠等修史同僚通力合作，歷時四年，於開運二年（945年）完《舊唐書》的修撰，全書共200卷，記載了唐代近三百年的歷史，是現存最早的唐代正史。雖因書於世，《舊唐書》存在史料蕪雜、部分記載簡略等問題，但其中典章制度部分因徐台符等的心考訂，為全書最價值的容之一，為後世修撰《新唐書》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參考，也為保存唐代歷史文化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開運三年（946年），後晉為契丹所滅，徐台符的後續事迹史載闕如，其生卒年亦無從考證，大概率在晉亡後歸或輾轉於後續政權，但其在五代世中所做的史學工作，卻越了政權更迭，得以流傳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