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知，生卒年不詳，活躍於唐武宗會昌年間（公元841年—846年），為晚唐吏治革新中的重要監察員。他由名相李德裕慧眼識珠、破格拔擢，出任監察史里行，深度參與會昌年間藩鎮管控與吏整肅事務，以忠謇正直的品格、明於禮法的才幹，為“會昌中興”時期監察系中的中堅力量，在晚唐政治舞台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會昌初年，唐武宗倚重李德裕推行全面改革，吏治整頓為核心要務之一。武宗朝明確“凡不歷州縣，不擬台省”，監察選拔尤為嚴苛，需兼基層治理經驗與剛正品格。徐知早年曾任地方州縣僚佐，在任期間事明斷、政績卓着，其才幹為巡按地方的李德裕所賞識。彼時李德裕正着力構建嚴的監察網絡，以配合裁汰冗、嚴懲貪腐的改革舉措——會昌年間不僅將史大夫品級提升至正三品以強化權威，更規定貪贓三十匹絹即極刑，場風氣亟待整肅。徐知因“廉能有節、明習法理”，被李德裕力排眾議推薦為監察史里行，躋核心監察團隊。

監察史里行雖為史台預備，卻肩負“糾察百、整肅綱紀”的重任，徐知上任後便投兩大核心事務：藩鎮監察與吏考核。會昌三年，澤潞藩鎮劉稹擁兵割據，朝廷出兵征討，徐知命赴河北諸鎮巡察軍紀、核查糧餉。他不懼藩鎮勢力威，親赴前線軍營核驗軍需開支，揭了部分將領虛報兵額、剋扣軍糧的弊端，如實上奏朝廷。李德裕依其奏報及時調整將領、規範軍需管理，為平定澤潞之提供了保障。戰平息後，他又參與甄別藩鎮降將忠，提出“誅首惡、赦脅從”的置方案，既維護了中央權威，又避免了濫殺無辜，獲武宗下詔褒獎。

在吏監察方面，徐知嚴格踐行李德裕“澄汰流品、嚴懲貪腐”的主張。他深知晚唐場積弊深重，朋黨勾結、冗充斥，遂以“明於禮法、不避權戚”為準則展開糾劾。會昌四年，他巡查京畿諸縣時，發現某縣令借婚喪嫁娶大肆斂財，且與宦勢力有牽連，當即搜集實證上奏彈劾。即便面對說干預，他仍堅持“糾彈之，當罄其謇諤”的原則，最終促使該縣令被革職問罪，震懾了場貪腐之風。此外，他還參與裁汰冗的核查工作，依據吏考核實績，提議罷黜不稱職員數十人，為朝廷節約了大量財政開支，契合武宗朝“減冗八百三十餘人”的改革目標。

作為李德裕改革的堅定執行者，徐知始終堅守監察的職業守。他嚴格遵守《唐律疏議》對監察的紀律要求，自清廉自守，出巡時拒絕地方州縣的迎送宴請，踐行“正方能正人”的準則。在監察過程中，他既不徇私，也不濫用職權，每遇彈劾必核查詳實，避免誣告構陷。某次核查員政績時，他發現一位被舉報貪腐的刺史實為遭人構陷，便深調查還原真相，為其洗清冤屈，盡顯“明辨是非、秉公執法”的素養。

會昌六年，唐武宗駕崩，宣宗即位後李德裕遭貶，改革舉措多被廢止。徐知因屬“李黨”親信，也被外放為地方刺史。即便遠離中央監察核心，他仍在任上堅守清廉底線，延續“務簡刑清”的治理風格，興修水利、勸課農桑，深百姓戴。其卒年不詳，《舊唐書·李德裕傳》附其事迹，贊其“在台有直聲，居郡有善政”。

徐知的一生，恰逢晚唐中興的關鍵時期。他憑藉李德裕的拔擢得以施展抱負，以監察之職助力吏治革新，用實際行詮釋了唐代監察“佐三公統理之業，正百紀綱之事”的使命。其剛正不阿的品格、明於法理的才幹，不僅為晚唐監察的典範，更見證了“會昌中興”的改革氣象，為後世留下了關於忠誠與擔當的歷史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