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元，以幹練廉明着稱於唐憲宗朝，元和八年（813年）攜史中丞之職出任湖南觀察使，為統轄潭、衡、郴、永等七州的一方重臣。唐代湖南觀察使自廣德二年（764年）始設，為“湖南”之名肇始，治所駐潭州（今長沙），兼行政統轄與監察彈劾之權，乃朝廷鎮江南西道南部的核心職位。徐元兼憲之威與方鎮之權，在任期間整飭吏治、安民生、穩定邊疆，為元和朝地方治理的典範。

憲宗元和年間，唐朝正於削平藩鎮、重振中央權威的關鍵時期，湖南作為連接中原與嶺南、西南的樞紐，既是賦稅重地，又因地“四塞”之地，民族雜居、局勢複雜，治理難度頗大。徐元赴任前，湖南曾因吏貪墨、賦役不均導致民生凋敝，部族矛盾時有發生。他以史中丞的監察底履職，下車伊始便彰顯雷厲風行之風，先是整頓觀察使府屬，明確“清勤者擢、貪惰者黜”的考核標準，嚴查州縣吏擅自加征、剋扣賦稅之弊，短短數月便使場風氣為之一新。

作為一道最高行政長，徐元深知“民安則境寧”。針對湖南多山、水利失修的問題，他牽頭修繕湘江、資江沿岸灌溉工程，組織民眾疏浚陂塘渠，解決了丘陵地區“晴則旱、雨則澇”的困境；同時推廣中原先進耕作技，鼓勵墾荒拓田，對歸鄉流民給予耕牛、種子補，使境“田疇日辟，倉廩漸實”。他還恤民，多次奏請朝廷減免災州縣賦稅，元和十年（815年）衡州、永州遭遇水患，徐元一面組織賑災，一面調撥倉糧米平價售賣，力阻囤積居奇，功穩定了地方秩序。

湖南境苗、瑤等部族錯居，民族關係歷來複雜。徐元摒棄高政策，奉行“綏為先”的治理策略。他尊重部族習俗，廢除過往府強加的苛規，明確“非犯重法，不擾部族”的原則；對於部族間的地界爭端，親自帶隊前往調解，以理化解宿怨；他還在部族聚居區設立互市場所，便利資流通，同時選拔部族中德高重者參與地方治理，極大增強了邊民的歸屬。在他治理下，湖南邊疆“部族歸心，烽煙無警”，為西南穩定的重要屏障。

通暢達是地方發展的關鍵。徐元主持修整潭州至郴州的道與湘江航運碼頭，改善兩京與嶺南的通要道；在山區增設驛站，保障公文傳遞與商旅安全，使湖南作為“吳蜀之沖”的樞紐作用愈發凸顯。他還重視教化與民生設施建設，修繕潭州州學與龍興寺，延請儒士講學，推行禮義教化；在各州設立醫館、義倉，完善社會保障系，使湖湘民風日漸淳樸。

徐元兼觀察使與史中丞之職，始終堅守“監察與治理并行”的原則。他定期巡行所轄七州，既考察吏政績，又傾聽百姓訴求，對違法紀者毫不姑息，先後彈劾三名貪腐刺史、十餘名校尉，其剛正不阿的作風深得朝廷認可與百姓戴。元和年間，朝廷全力討伐淮西藩鎮，徐元積極調配湖南資支援前線，保障軍需供應，為平叛勝利立下汗馬功勞，多次獲憲宗下詔嘉獎。

徐元的一生，是唐代方鎮重臣履職盡責的影。他以監察的嚴明整飭吏治，以地方長的務實安民生，以治邊者的智慧調和民族矛盾，在湖南觀察使任上實現了“政通人和、邊疆晏然”的治績。其事迹雖未單獨載正史列傳，但在《元和郡縣誌》《唐會要》及湖南地方史志中留有印記，印證了“為者，公則明，廉則威，勤則興”的治理之道，為後世湖湘治理留下了寶貴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