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元舉，唐武宗朝權傾一方的高級宦，會昌年間出任河東監軍使，是唐代中後期宦監軍制度的核心執行者之一。作為中央制衡藩鎮的關鍵棋子，他手握軍政監察大權，深度參與武宗朝對回鶻的北伐戰爭與河東邊防建設，以準的監察協調與務實的軍政舉措，為唐廷掌控北方邊疆的重要紐帶，在晚唐宦參政的歷史進程中留下了鮮明印記。

唐代中後期，宦監軍已從臨時差遣演變為常設制度，為中央控制藩鎮的核心手段。監軍使直接聽命於皇帝，不僅“監視刑賞，奏察違謬”，更可干預軍政部署、任免僚屬，甚至“權過節度”，與藩帥分庭抗禮。河東節度使轄區地北方邊防要衝，西吐蕃、北拒回鶻，是守護京畿北線的戰略屏障，其監軍使一職更是權責重大。徐元舉憑藉過人的政治敏銳度與辦事能力，深得唐武宗信任，於會昌初年（841年前後）命出任河東監軍使，為皇帝安在北方邊疆的“耳目”與“臂膀”。

任職期間，徐元舉恰逢回鶻南遷，北部邊疆局勢驟然張。開五年（840年），回鶻遭黠戛斯突襲，可汗被殺，部落四散逃亡，烏介可汗率部南遷至河東邊境，借太和公主為人質，屢求借城、索要賑糧，甚至劫掠邊地，對大唐北疆構嚴重威脅 。作為河東監軍使，徐元舉迅速進戰時狀態，一方面嚴監視河東節度使劉沔的軍事部署，確保藩鎮軍隊完全聽從中央調度；另一方面親自巡查邊境戍堡，安軍民緒，整頓軍需後勤，為即將到來的戰爭築牢基礎。他利用監軍使的特殊權限，協調軍鎮與地方府的關係，打通糧草運輸通道，確保河東軍兵甲充足、糧草完備，為後續反擊回鶻提供了堅實的後勤保障。

會昌二年（842年），唐武宗下詔討伐回鶻，河東軍作為主力部隊之一，承擔著正面牽制與突襲任務。徐元舉雖為監軍，卻並非只事監察，而是深度參與軍事謀划，與節度使劉沔配合。他憑藉對邊境地形與回鶻軍的準掌握，建議劉沔採取“堅壁清野、敵深”的策略，同時令斥候深回鶻營地打探向，及時向朝廷傳遞軍，為中樞決策提供關鍵參考。當回鶻烏介可汗率軍南下劫掠大同川、兵臨雲州時，徐元舉協助劉沔調度兵力，加固雲州城防，又協調周邊藩鎮援軍，形合圍之勢，功遏制了回鶻的進攻勢頭 。

會昌三年（843年）正月，北伐戰爭進決戰階段。河東節度使劉沔派遣石雄、王逢率騎兵奇襲回鶻牙帳，徐元舉親赴前線督戰，以監軍使的權威穩定軍心、嚴明軍紀。他坐鎮中軍，協調各部兵力配合，確保奇襲部隊與主力大軍形呼應。石雄部通過地道夜襲回鶻牙帳的關鍵戰役中，徐元舉提前統籌守城兵力與突襲部隊的銜接，在回鶻軍潰散時及時傳令追擊，最終助唐軍在殺胡山大破回鶻，斬首萬人、收降兩萬餘人，烏介可汗重傷遁逃，北部邊疆得以安定 。此役中，徐元舉的監軍協調之功備唐武宗讚譽，為戰後賞的核心功臣之一。

除軍事行外，徐元舉在河東邊防建設與藩鎮治理中亦有重要作為。戰後，他奏請朝廷加固邊境戍堡，完善“烽火互通、堡寨相連”的防系，同時整頓河東軍軍紀，清退老弱殘兵，補充壯士卒，提升軍隊長期防能力。針對戰後邊疆民生凋敝的問題，他協調節度使府減免邊民賦稅，鼓勵開墾荒地，並妥善安置回鶻降眾與流離百姓，緩和民族矛盾，為邊疆穩定奠定了民生基礎。作為中央與藩鎮之間的橋樑，徐元舉既嚴格執行朝廷政令，又能據河東實際況靈活調整，既防範藩鎮割據，又保障軍鎮戰鬥力，展現了的政治手腕。

作為唐代中後期宦監軍的典型代表，徐元舉始終恪守“為君分憂、鎮守邊疆”的職責，雖手握重權卻未擅權政，而是以務實作風推軍政事務。他在對回鶻戰爭中的謀划與督戰，在邊防建設中的長遠布局，既彰顯了宦監軍制度在中央控藩中的積極作用，也展現了其自的軍政才能。會昌年間的河東邊疆得以安定，徐元舉的監察協調與務實治理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