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悱（生卒年不詳），出東海郯城（今山東郯城），為唐玄宗開元時期重要僚，屬典型的士族世家子弟。據其子——唐代着名書法家徐浩的墓誌及家族譜系記載，徐悱至銀青祿大夫、洺州刺史，秩從三品，後獲贈左散騎常侍，以清德政績載於家乘，為徐氏家族在盛唐的延續與興盛奠定了重要基礎。

徐悱出的東海徐氏，自魏晉以來便是累世為的文化族，六朝時已英才輩出，文武冠冕相繼，唐後更顯興盛氣象。其家族員多任職中樞或地方要職，兼政治聲與文化積澱，這種深厚的家學淵源與門風傳承，為徐悱的仕途發展與品格塑造埋下伏筆。盛唐士族重視子弟的經史教育與吏治修養，徐悱自浸潤其中，不僅習儒家經典、通曉治政之道，更承襲了家族清廉自持、務實篤行的世準則，青年時期便以才學與品行嶄頭角，獲薦步仕途。

開元年間，大唐於“貞觀之治”後又一盛世巔峰，政治清明，科舉與門蔭并行，為士族子弟提供了廣闊的施展空間。徐悱初仕途便歷任基層職，他不恃家世，勤於政事，在地方治理中積累了富經驗。史載其在任期間，重視民生，勸課農桑，興修水利，所到之皆以安百姓、整飭吏治為要務。當時朝廷正推行一系列改革舉措，如整飭幣制、規範吏治、安邊地等，徐悱積極響應朝廷號召，在地方嚴格執行政令，打擊貪腐，穩定民生，其務實作風與顯着效得到上司與百姓的認可，逐步升遷至州郡要職。

洺州（今河北永年一帶）地中原腹地，為通要衝與農業重鎮，戰略地位重要。徐悱出任洺州刺史期間，正值開元盛世的鼎盛階段，他深知一方父母的責任，推行寬嚴相濟的治理策略。在經濟上，他重視農桑生產，督導百姓開墾荒地，興修水利設施，應對水旱災害，保障糧食收；在吏治上，他以作則，廉潔奉公，嚴懲貪墨懈怠之徒，同時善待屬吏，量才任用，營造了清明高效的政務環境；在社會治理上，他注重教化，倡導儒學，修繕學宮，鼓勵子弟向學，同時妥善理民間糾紛，維護地方安定。其治下的洺州，百姓安居樂業，商旅往來不絕，呈現出政通人和的繁盛景象，為開元年間地方治理的典範之一。

作為從三品高，徐悱獲授的銀青祿大夫，是唐廷授予高階員的榮譽加銜，象徵著皇帝的信任與認可；而左散騎常侍的追贈，則是對其一生功績的高度肯定。這一職不僅代表着尊崇的政治地位，更要求任職者兼德與才學，徐悱能獲此殊榮，足見其在當時朝廷中的聲。他在仕途生涯中，始終堅守士族僚的守，不依附權貴，不參與黨爭，在開元年間複雜的政治環境中，始終以國事為重，保持着清醒的政治立場，這種品格在當時的士族員中尤為可貴。

徐悱的另一重要歷史印記，便是作為唐代書法大家徐浩的父親，對其藝就的深遠影響。盛唐文化繁榮，書法藝名家輩出，徐氏家族本便有深厚的書法傳統。徐悱本人亦於翰墨，其書法風格承襲魏晉風骨，兼盛唐氣象，雖無作品傳世，但其書法修養與審趣味深刻影響了兒子徐浩。徐浩後來為盛中唐之際的書法宗師，與真卿並稱，其書法中的端莊雄渾、筆法嚴，便得益於早年父親的啟蒙與家學的熏陶。徐悱不僅以仕途就耀門楣，更以家學傳承培育了藝巨匠，為唐代文化史增添了濃重一筆。

徐悱一生歷經開元盛世的繁華，始終以清廉立、以政績為本，在地方治理中恪盡職守，在家族傳承中以作則。他的生平雖未詳細載正史，但通過徐浩墓誌、家族譜系的記載，以及盛唐士族的社會背景印證，仍可勾勒出一位典型的盛唐士族員形象：既有世家子弟的儒雅風範，又有務實員的責任擔當；既重視仕途的盡職盡責，又注重家學的薪火相傳。其後獲贈左散騎常侍，既是對其個人功績的肯定，也是對東海徐氏家族在盛唐政治文化中重要地位的認可。徐悱以其一生的踐行，詮釋了盛唐士族僚的理想品格，為家族的延續、地方的安定與文化的傳承，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其事迹雖湮沒於歷史長河，卻在家族記憶與文化傳承中留下了深刻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