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省政府辦公樓，過走廊的窗戶，在水磨石地面上投下長長的影。顧從卿推開辦公室的門，轉頭問海嬰：“這會兒快到飯點了，你是跟我去食堂吃點，完了讓陳叔叔送你回家？還是下午接着跟我待着？”

海嬰眼睛亮了亮，往前湊了半步：“我能跟您一塊兒待着嗎？”

顧從卿笑着點頭，順手把外套掛在架上：“當然可以，我下午沒會議，就是理些文件，你在旁邊看書也行。”他拉過一把椅子放在辦公桌旁，忽然想起什麼，打趣道，“怎麼突然對我的工作這麼上心了？以前在國，帶你去參加白宮晚宴，你不是總說沒意思，寧願在家看書嗎？”

海嬰撓了撓頭，走到窗邊看着樓下車水馬龍，聲音輕輕的：“我也不知道……就是今天跟着您去大學，看您跟校長、教授們討論那些齒、灌溉系統，說怎麼把實驗室里的東西變工廠里的機，怎麼讓種地的人更省力……”

他轉過，眼裡帶着點困，又有點興：“我好像突然明白您在做什麼了——不是坐在辦公室里看文件，是真的在想辦法讓好多事變好。就是……怎麼變好的，我還說不清楚，像隔着層霧似的。”

顧從卿聽着，心裡微微一。他走過去，和海嬰一起靠在窗邊，指着遠約可見的廠房廓：“你看那邊的工廠，機轉得快了，工人就能多掙錢；田裡的灌溉系統好用了，農民就能累；這些說到底，都是讓日子過得更踏實點。爸爸做的，就是把能幫忙的人、能用上的技，像拼積木似的湊到一塊兒，讓這‘踏實’來得快點、穩點。”

海嬰似懂非懂地點頭，忽然指着樓下剛停穩的一輛貨車：“就像那個車，您是那個搭車的人？”

顧從卿被逗笑了：“差不多吧，有時候是搭車的，有時候是推車的，只要能讓車往前走就行。”

辦公室的電話響了，顧從卿走過去接起，是秘書彙報食堂的飯備好了。他掛了電話，對海嬰說：“走，先去吃飯。下午要是悶了，就看看我桌上的報紙，有不懂的隨時問。”

海嬰用力點頭，跟着顧從卿往門外走。

海嬰的長軌跡里，藏着兩段截然不同的生命驗。八九歲到十一二歲，正是人格像苗般枝展葉的年紀，他跟着顧從卿在國生活，課堂上老師講的是個的權利與自由，課本里印着“每個人都是獨立的星辰”，同學間聊的是“我想為什麼樣的人”。那些年，他聽到最多的是“尊重個人意志”“扞衛自我邊界”，世界在他眼裡，是由無數個鮮活的“我”組的拼圖，每一塊都該有自己的形狀和彩。

回國後，周遭的空氣彷彿換了一種質地。院子里的老人聊天，說的是“這片區的路該修了”“江邊的堤壩得盯點”；學校里的老師講課文，會指着“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句子，告訴他們“個人的分量，要放在時代里稱”。他看到爸爸不是在辦公室里理文件，就是在工廠、田間奔波，裡念叨的是“這個政策能讓廠子活起來”“那個項目能幫農民多打糧食”。這些“社會”“國家”“百姓”的詞，像一張大網，把無數個“我”織在了一起，和他過去悉的“個人”視角，形了奇妙的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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