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斯福總統……的這個請求，是謀。他看準了我滇西大軍正在回國，我國部力稍減，便難以再以‘國戰事吃’為由，強調振國他們回國。他也給出了糖，很大的糖。軍事援助，經濟支持，甚至……在南洋的一點立足之地和名聲。倘若....我們若斷然拒絕，不僅‘沒落行’可能到影響……得罪華盛頓，恐怕原本麗國人己經答應和未到手的援助，都會橫生枝節。史迪威前車之鑒，不可忘。”

他對三位心腹幕僚詢問着。

“你們說說，我們該如何複電？”

這就是總裁的帝王心，他的心其實己經權衡清楚了，那是千肯萬肯了。因為拒絕的代價實在太大了，而且滇西遠征軍回國之後，他確實有了一定的餘地；同意的“好”雖然虛幻且伴隨着一定的風險，但卻是眼前看得見、盟邦急需的“貢獻”。

而這貢獻，是可以換取更多實質的援助的，從而鞏固國民政府在盟國中的地位，甚至為戰後博的弈增添籌碼。

但他不能首接說“同意”，他需要幕僚們替他分析出“不得不同意”、“同意更為有利”的結論，他需要有人替他承擔一部分“被迫”或“權衡”的責任，更需要這個過程來再次確認自己的決策是“無誤”的。

布雷先生等人是何等的機敏，他們跟隨總裁這麼多年，早己悉領袖此刻需要的是什麼，他輕咳一聲。

“委座所慮極是。此事，拒之，則顯我國缺乏同盟共赴艱難之決心，恐失英信任，於抗戰大局及戰後，弊大於利。納之，雖有損耗銳、為人前驅之虞，然細察其條件，亦非全然無我之空間。”

他指着電文繼續陳述：

“臨時駐軍、護僑運，此二項若運用得當，可為我南洋僑胞撐腰，亦可讓世界知我華夏軍隊非僅能固守本土，更能出國遠征，濟難扶危，彰顯大國之責任。此乃政治聲譽，非金錢可計。

且軍還承諾後勤全包，實為將我駐印軍之維持費用，全部轉由方承擔，我國庫可稍紓緩。至於新一的援助，更是雪中送炭，國戰場亦能益。”

唐縱見布雷先生己經定下了基調，便順勢而為，將“風險”轉化為“可管理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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