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只是些前人戲作，未必能登大雅之堂。”我故作謙虛，“文姬若覺得可用，不妨在教導算時，稍作嘗試，看看效果如何。若是不妥，棄之亦無妨。”

我知道，這種超越時代的知識，必須極其小心地引，絕不能引起懷疑。將其偽裝“古已有之”或“域外之”，並強調其實用，是最好的方式。以文姬的聰慧和對效率的追求，只要在實踐中發現其優越，自然會慢慢接並推廣開來。

除了算，我還旁敲側擊地建議：“儒家經典博大深，但其中亦有不涉及天地萬、時令節氣之描述。或許在講解時，可以引導孩子們多觀察邊之，比如為何日升月落，為何四季更替，為何雨雪有常？雖未必能探究其本，但養留心觀察、勤于思考的習慣，總歸是好的。”

我沒有給出任何答案，只是提出問題，鼓勵觀察和思考。這是我為未來“格致知”埋下的最微小、最安全的伏筆。我希培養出的，不僅僅是懂得引經據典的腐儒，而是能夠獨立思考、備基本邏輯和科學素養（哪怕只是萌芽）的實用人才。

文姬對我的建議並未表示異議，本也是注重實學之人，認為“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將書本知識與現實聯繫起來，本就是治學應有之義。

很快，第一批學生被秘挑選了出來。人數極，只有不到十人，年齡大多在七八歲到十二三歲之間。其中有石秀那沉默寡言卻眼神靈的兒子，有幾位忠誠老兵的孤（玄鏡台已對其背景和親屬做了徹底排查），還有兩個是我從逃難流民中發現、認為頗潛力的孤兒，已由軍師府收養，確保其忠誠。

我親自與這些孩子的監護人談話，嚴肅地強調了保的重要，並告知他們這是軍師府親自安排的、關乎孩子未來的大事，絕不可對外泄半句。看着他們激涕零、賭咒發誓的模樣，我知道，基本的約束已經建立。

於是，就在這間簡陋的崇文館，一場秘的啟蒙教育開始了。

蔡文姬親自擔任教席。換上了一素雅潔凈的儒，褪去了平日的些許憂鬱，站在那幾張拼湊的桌案前，整個人散發出一種溫和而莊重的輝。

從最基礎的執筆姿勢、筆畫順序教起，聲音輕，卻帶着不容置疑的威嚴。對於這些在戰中長大、從未接過筆墨紙硯的孩子們來說，一切都是新奇而神聖的。他們瞪大了眼睛，聚會神地聽着，模仿着，小臉上寫滿了認真和對知識的。

我偶爾會空過來旁聽。看到文姬耐心細緻地糾正着孩子們的發音，講解着文字的起源與含義，講述着《論語》中那些樸素而深刻的道理，心中充滿了溫暖。不僅僅是在教知識，更是在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和文化修養，潛移默化地影響着這些孩子。

有時，也會按照我的“建議”，在教授算時，嘗試使用那些“奇異”的符號。孩子們對這些新奇的東西接得很快，似乎覺得比畫“正”字有趣得多。文姬觀察着效果，雖然仍有疑慮，但看到孩子們計算速度確實有所提高，便也默認了這種“權宜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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