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鏡台的暗流開始涌，追查那位疑似“卧龍”的青衫士子之際，徐州，尤其是下邳城的“明面”上，卻是一派欣欣向榮、人才匯聚的景象。自我推行“唯才是舉、不拘一格”的人才策略，並設立崇文館、重振州學以來，徐州的聲如同投平靜湖面的石子，激起的漣漪正一圈圈擴散開去，吸引着那些在世中尋求機遇或安立命之所的有識之士。

這幾日，別駕衙署負責接待和初步甄別外來人才的偏廳，幾乎是門庭若市。負責此事的陳登（元龍）雖然忙碌，臉上卻總是帶着興和滿足的笑容。他每日都會將篩選過的重要人名錄和初步評價匯總後呈報給我，而我則會在理完日常公務後，親自或委派糜竺（子仲）、孫乾（公佑）等人與其中較為突出者進行更深的會談。

這批紛至沓來的士人，分複雜，來源各異。有因戰家園被毀、流離失所的舊族子弟，有懷才不遇、一展抱負的寒門俊彥，也有厭倦了北方、慕徐州相對安寧而來的學者匠人。他們帶來的，不僅僅是各自的才學，更是對徐州未來的信心和期。

其中，有兩位新近抵達的人才，給我留下了較為深刻的印象。

第一位名韓暨（字公至）。此人約莫三十許，材壯實，皮微黑，手指關節大，不似尋常養尊優的士人，倒像是個常年與田畝或工坊打道的人。他自稱來自南宛縣，家學淵源，早年曾在地方上協助管理過屯田事務，對農墾、水利以及冶鍊械頗有心得。

陳登在初步接見後，便向我重點推薦了他，言其“言語質樸，然論及農事水利，條理清晰，見解獨到，非紙上空談者可比”。我隨後親自與他進行了一次長談。韓暨果然不負元龍所評，他對如何因地制宜改良農、如何組織人力興修小型水利設施、乃至如何通過合理的作和施提高畝產，都提出了許多且可作的建議。尤其是他對利用水力鼓風進行冶鐵的初步構想，雖然還略顯糙，卻讓我眼前一亮。

我當即決定，先任命他為州府的“農曹掾史”，協助掌管屯田和農桑事務的員，先從實踐中考察其能力。我能覺到，此人上蘊藏着巨大的實用價值，尤其是在這個以農為本、且急需提升軍備械水平的時代。他的到來，是徐州“務實”人才引進策略的一個顯着果。

第二位則是一位名劉劭（字孔才）的年輕學者。他來自廣平邯鄲，年紀與我相仿，風度翩翩，舉止有度，一看便是過良好教育的世家子弟。與韓暨的“實用”不同，劉劭更偏向於“理論”與“制度”。他自述研儒法，尤其對歷代典章制度、吏選拔與考課之法有深研究，希能有機會參與徐州的政務規劃與制度建設。

在與他的談中，我發現劉劭思維敏捷，邏輯嚴，且博聞強記。他不僅讀經史，對諸子百家亦有涉獵，尤其是在分析人格、評價人才優劣方面，展現出了超越其年齡的察力。他帶來了一部尚未完的書稿，名為《經》（此為《人誌》的早期雛形或一部分），其中關於識人、用人的論述，頗有見地，與我不謀而合之甚多。

考慮到崇文館正需要這樣的理論型人才來富館藏、參與典籍整理與學研討，同時也為了給州府的制度建設儲備人才，我決定先請他在崇文館擔任“學士”，參與蔡琰主持的典籍整理工作，同時也讓他有機會旁聽州府的議事，悉徐州的實際況。假以時日，我相信他能在制度設計、人才評鑒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除了韓暨和劉劭這兩位較為突出的代表，還有許多備各類專長的人才陸續到來：通算學的計吏、擅長營建的匠師、經驗富的地方小吏、甚至還有幾位略通醫的方士……他們如同涓涓細流，正不斷匯徐州這條人才的大河之中，“百川歸海”之勢已初步顯現。

看着案頭上日漸增多的人才名錄，我心中自然是欣的。這證明我苦心經營的人才戰略和營造的重才氛圍是有效的。這些來自五湖四海、懷各技的人們，將為支撐徐州發展的堅實基石，是構建我理想藍圖不可或缺的磚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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