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是檢驗一切政策的最終標準。隨着屯田的逐步穩定和鹽鐵專營政策在克服重重阻力後的初步推行，大約在建安二年（197年）年底到建安三年（198年）初，徐州的經濟狀況，開始顯現出令人欣喜的、積極的變化。

首先，最直觀的現，是州府財政收的顯着增長。

屯田租稅開始庫： 雖然前幾年有減免政策，但隨着開墾面積的擴大和第一批屯田戶優惠期的結束，以實為主的屯田租稅開始源源不斷地匯倉。這極大地緩解了軍糧的力，也為賑濟災民、穩定糧價提供了基礎保障。

鹽鐵之利為新的支柱： 鹽鐵專營的效果更是立竿見影！府掌控了主要的鹽場和鐵礦，統一收購和銷售，再加上“鹽引”制度帶來的稅收，使得鹽鐵之利為了繼田租之後，徐州財政最重要、也最穩定的收來源！

我看着度支曹報上來的、用新式記賬法記錄的、不斷增長的庫銀和資儲備數字，心中充滿了就。

這些錢糧，將直接轉化為劉備主公麾下更良的兵、更充足的糧餉、更堅固的城防！

其次，是社會秩序的相對穩定和生產的逐步恢復。

流民得到安置： 大規模的民屯，吸納了數十萬流離失所的百姓。他們獲得了土地，看到了生活的希，不再是威脅社會穩定的“流寇”患，而是轉化為了寶貴的勞力。徐州的人口開始止跌回升。

農業生產復蘇： 新式農的推廣和耕作方法的改進，加上相對安定的環境，使得糧食產量開始逐步提升。雖然距離恢復到戰前水平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至，那種殍遍野、易子而食的慘狀，在徐州大部分地區已經得到了遏制。

市場秩序好轉： 府對鹽鐵價格的調控，打擊了囤積居奇和私鹽泛濫，使得這兩種最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價格趨於穩定，百姓負擔有所減輕。貨幣系的初步整頓（雖然還很初級），也為商業活的恢復創造了一定的條件。

這些積極的變化，讓劉備主公喜不自勝，也讓我在徐州的聲和實際權力，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

越來越多的員和士人，開始認識到我這些“新政”的價值，即使是之前持反對意見的人，在實實在在的利益和效果面前，也不得不暫時收斂起他們的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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