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師舊友倪元璐、黃道周等東林清流，雖朝堂，屢遭佞排，卻仍暗中籌措銀兩，派遣心腹家人，攜白銀萬兩、書籍千卷、藥材、兵、糧食等，趕赴濟南，於張好古，言“京師危在旦夕，建州兵隨時南下，好古兄在濟南經營基業，可安，可安民，亦可備他日避之所，我等在朝，無力相助，唯以此薄資，助兄一臂之力”。更有京師書商、藥材商、糧商，因早年與張好古有，亦派人來濟，與張氏工坊、田莊合作，販運書籍、藥材、糧食、棉布，互通有無，助力張氏實業運轉。

松江方面，乃江南工商重鎮，亦是張好古外所住，先知府，後巡、經商之地，復社同人、江南富商、紡織業巨子、練工匠，皆為其故。

聞知張好古在濟南興辦棉紡、織綢工坊，松江復社領袖李雯、宋征輿等人，即刻召集江南富商，籌措資金五萬兩，派遣練織工、染工、繅工三百餘人，攜帶新式織機、紡車、染料、桑苗等，乘船北上，抵濟支援。

這些松江工匠，皆為紡織業能手，將江南先進的紡織、印染技，盡數傳授給濟南本地匠人，令張氏棉紡、織綢工坊產量大增，品質日，為北方首屈一指的紡織作坊。

松江富商亦與張好古訂立商貿契約，包銷張氏工坊所產棉布、綢，運往江南、京師、遼東等地銷售，利潤厚，為張氏基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資金支持。

台灣方面，彼時台灣為張好古收復，漢人移民漸多，海商貿易興盛，鄭芝龍等海商集團領袖，在台灣置辦田產、經營海貿，與台灣漢人移民、海商結下深厚誼。宋應升聞知張好古在濟南興產安民，即刻派遣水師，率海船數十艘，裝載台灣特產蔗糖、鹿皮、茶葉、硫磺、木材，以及良種稻種、果蔬籽種、南洋藥材，更有台灣練農、工匠百餘人，自台灣渡海，經福建、浙江、江蘇，溯運河北上，抵濟南支援。

台灣運來的資，充實了張氏工坊、田莊的原料與產品，台灣工匠、佃農，則帶來了南洋、台灣先進的種植、加工技，改良了山東本地的作品種，提高了產量。

宋應升更致信張好古，言“中原大，海疆亦不寧，伯爵爺在濟南守土安民，宋某在台灣護佑漢民，他日若中原不可為，台灣可為退路，我等兄弟，同心協力，護我華夏子民，不使淪於夷狄之手”。

京師之資、松江之才、台灣之，三方匯聚濟南，如春雨潤田，令張好古的文業、農業、工業、商業，皆如雨後春筍，蓬發展。書舍之，賢才愈多，着述愈；田莊之上，禾苗愈盛，收愈穩；工坊之中，機杼愈繁，產品愈；商貿之路，車馬愈多，流通愈暢，郵政司更是在此設了點。

濟南城外，張氏所治之地，屋舍儼然，田疇相連，工坊林立，文氣淳厚，百姓安居樂業，遠離流寇戰火，為崇禎朝廷之中，又一罕見的安寧富庶之地。

張氏別業之，諸名士依舊論學不輟，顧炎武已着手撰寫《天下郡國利病書》，考據山東疆域、田制、兵防；陳子龍則整理經世文論，編纂《皇明經世文編》；錢謙益校勘宋元典籍，刊刻傳世；方以智在松江則觀測天象，推演曆法，研究格之學，書信不斷。

張好古則每日奔波于田庄、工坊、書舍之間，晨理農事，午察工坊，暮會名士，既安民生，又興文運，既守家族，又護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