碼頭上的風有些涼，李香君攏了攏襟，董小宛則扶着的手，二人抬眼向濟南城的方向，眼中滿是期待。

張好古與夏紅蓮早已在碼頭等候，見二人下船，連忙迎了上去。李香君見到張好古，眼中泛起淚，輕聲道：“公子，我們來了。”董小宛則對着夏紅蓮盈盈一拜，笑道：“紅蓮姐姐，久聞其聲，未見其人，常聽公子說起，別來無恙。”

四人相見，無需多言，彼此的眼中，便已說明一切。從京城到濟南，從松江到濟南，越千里的路途，只為這一場相聚。尚未完工的宅邸，因這幾位子的到來，多了幾分煙火氣與溫，而張好古心中的，也愈發濃烈，只覺得這一路的辛苦，都值得了。

五月初一，紫城的案前，楊嗣昌的奏疏如一塊巨石，砸本就風雨飄搖的晚明政局。這份題為《失事五事》的奏疏，以守邊失機、殘破城邑、失陷藩封、失亡主帥、擁兵觀五大罪由，將晚明軍事與吏治的潰爛赤地呈於崇禎帝面前。隨之而來的，是一場波及三十六名文武員的死刑判決，以及不計其數的貶謫削籍，這場政治清算，既是崇禎帝急於扭轉危局的孤注一擲，更是大明王朝走向末路的悲壯註腳。

彼時的大明，早已陷憂外患的泥沼。關外，清軍鐵騎屢次破關而，劫掠京畿腹地，薊遼防線形同虛設；關，李自、張獻忠等農民起義軍席捲中原，所到之州縣殘破，軍疲於奔命。

崇禎帝即位以來，雖宵旰食，力圖中興，卻始終困於黨爭不休、將驕兵惰、財政枯竭的困局。他求治心切，卻又生多疑，對文武員輒苛責，稍有過失便嚴懲不貸，而楊嗣昌的《失事五事》，恰好契合了他急於追責、重塑朝綱的心理。

楊嗣昌時任兵部尚書，深得崇禎帝信任，他提出的“四正六隅、十面張網”之策，本是朝廷圍剿農民軍的核心戰略。然而，清軍關劫掠、農民軍四流竄的現實，讓這一戰略屢屢挫。

在楊嗣昌看來，軍事失利的源，在於邊臣守將的失職職——守邊者不能敵於關外，致使鐵騎長驅直；守城者不能保境安民，任由城邑殘破；封疆大吏不能死守藩封，致使疆土淪喪；主帥陣亡卻無人救援，擁兵者觀不前，坐視戰局崩壞。五大罪由，字字指向文武員的無能與不忠，也為崇禎帝的雷霆清算提供了法理依據。

五月初一的奏疏呈上後，崇禎帝當即震怒，下旨徹查。很快，一份長長的追責名單被擬定出來：薊鎮總監中鄭希詔、分監中孫茂霖，為監軍太監，未能監督軍務、抵外敵，難辭其咎；順天巡陳祖苞、保定巡張其平、山東巡繼祖等封疆大吏，轄境被破、百姓流離，守土有責卻失職喪地；薊鎮總兵吳國俊、陳國威，援剿總兵祖寬、李重鎮等武將，或臨陣逃，或擁兵自重，致使主帥陣亡、戰機盡失。從監軍太監、巡總兵，到副將、州縣員，共計三十六人，被一併判死刑。

消息傳出，朝野震，而這僅僅是開始，因牽連此事被貶、削籍、流放者，更是數不勝數，整個大明場陷人人自危的恐慌之中。

在這些被追責的員中，不乏曾為大明浴戰的將領，也有兢兢業業的地方，卻因一場戰事的失利，便被全盤否定，落得首異的下場。

祖寬曾是關寧鐵騎的悍將，多次擊敗農民軍，卻因在清軍關時未能及時救援，被冠以“擁兵觀”之罪；繼祖任山東巡期間，雖竭力抵清軍，卻因兵力懸殊，濟南失守、德王被擄，最終難逃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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