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法家從誕生開始，就面臨著與法之爭，權與法之爭，要想維護法家的地位，就必須不斷辯論，不斷戰鬥。

而儒家喜歡辯論，則與他們的自信有關係。儒家自從漢代飄起來之後，就覺得真理掌握在了儒家手中。

既然真理在手，那儒家就認為凡事要講道理才合適。這是讀書人的基本守，所以才會有“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的說法。

而且儒家也很擅長講理，一方面是獨尊儒之後，儒家人多勢眾，不管跟誰講理都是文化群毆。

另一方面是儒家掌控了朝廷政權，字兩個口，拿着棒子跟你辯論，自然底氣十足，隨時準備以德服人。

所以這些因素導致儒家對講理這件事兒，不但喜歡，而且上癮，上癮到了什麼程度呢？那就是朝聞道，夕死足矣。

請注意，這個“朝聞道，夕死足矣”可不是針對儒家自己的，而是針對所有人的。

比如一個人犯了死刑，被拖到刑場上準備問斬了，開刀之前監斬也會對死囚單方面講一番道理，希他能先聞道再死。

而凡事都是有正反兩面的，最喜歡講理的儒家，一旦在講理上挫，帶來的衝擊和震撼也是最大的。

高台論道之後，萬柳學院不學生都陷了emo狀態。因為他們忽然發現，本來要為他們校長的章大儒，好像講理失敗了。

而作為他們背後的後台，實際校董的當朝首輔徐階，也沒能取得勝利。作為場和民間儒家兩大巨頭，他們都沒能證明儒家執政的優越。

這個問題是很嚴重的，眾多的讀書人，從束髮讀詩書的第一天，就覺得自己的未來是要做的，這是唯一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