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高階言，自然是很懂得說話的藝的，他們不會向這些這些低級言一樣，輒大罵，或者是直接職責，但是他們怪氣的功力依然不是低的，在奏疏中他們擺事實，講道理，無非就是說明一個事，歷來京察大計，都是都察院和吏部的事，從來沒有閣的事。

吏部和都察院互相形制約，但是閣如果介此事，必然引起對於大計的干涉，那趙用賢、辛自修就想問問王錫爵了，你王首輔想幹什麼？

他們都是都察院有份量的高級言，是僅次於左都史溫純和右都史勞堪的，他們在都察院的份量是很重的，不誇張的說，他們就是在代表都察院放話，要是閣還不懂事的話，那就是左右都史出面了，這樣必然會導致部院和閣的全面對抗，這點大家都是很清楚的。

在這種況之下，太子將相關的奏疏趕轉送西苑，請朱載坖理，朱載坖當然知道這是什麼意思，王錫爵作為閣首輔，希通過對於京察大計的干預加強閣和首輔的權威，但是部院顯然是不願意的，而現在吏部沉默，都察院出來和閣剛。

吏部對於閣的干預自然也是極為不滿的，但是吏部尚書趙志皋由於個人關係，不便直接和閣幹起來，所以選擇沉默，但是都察院的這幫史可不會慣着你王錫爵，你想當嚴徐高張，問過科道同意嗎？

除了這些高級言們之外，下面的監察史和給事中們可就沒有這麼好的修養了，都察院浙江道史朱吾弼直接上疏稱：“壞計典自今日始，而他年任事者免於憂讒畏禍，遂以今日為口實，貽國家無窮之害。夫考察何典，可以權使，可以逃，竟任小人紊舊章而為厲階耶？”

這份奏疏寫得是十分之激烈，而且名字也很有殺傷力，名權可畏忠直當原懇乞聖斷以杜機疏，權在大明是一個被頻繁提起的詞語，對於重臣來說，這兩個字的殺傷力還是非常之大的，權特指弄權作惡的臣。

太祖就曾經說過：“雍蔽於言者，禍之節，專恣於事者，權之漸，故必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以達天下之政者。”

當年王守仁罵劉瑾，也不過就是用了權兩字，雖然朱吾弼沒有說權是誰，但是懂得都懂他罵的是誰。

而後科道也是立即上強度，河南道史蕭如松及吏科給事中陳嘉訓等人章上疏，彈劾吏部尚書趙志皋，稱其毫無風骨，為權門走狗，認為吏部不適合執掌京察大計，他們在奏疏中說道：“重典期於至公，私意未化之，台長宜聽其請而去。 殊恩難於輕假，公論未明之，科道不宜以其而留。吏部寂然無聲，依仗權勢，廢公行私。飾詞報怨，結黨營私，混淆國是，應亟賜罷斥。”

科道對於吏部自然是極為不滿的，閣的手都到京察大計中來了，吏部是死人啊，一句話不說，除了將閣的文移扣下來之外，吏部沒有任何的發言，吏部是權門走狗的，除了對於吏部不吭聲的不滿，朱載坖很清楚，這裡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部院矛盾。

吏部在大明的政治生活中自然是十分重要的，吏部的職能是以甄別人才，贊天子治，吏部尚書號稱天，是部院正卿之首，吏部責任重大，關乎着國家用人，所以說“六曹之職，吏部最重，而稱之亦最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