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載坖首先督促朝廷迅速完各個衙門的重組和新設，讓朝廷行政進狀態，除此之外，朱載坖也將王世貞所擬定的大明公文新格式付閣和部院討論，準備予以實施。

這次由王世貞就領導編製的大明公文格式，貫徹了唐代公文的簡樸之風，杜絕冗濫，取法初唐，因為初唐時期雖然重視公文的文學，但當時的長孫無忌、房玄齡、魏徵、虞世南、孔穎達等人並不以文采見長，這些人除了公文之外也沒有什麼文學名篇流傳下來；從武則天時期開始，公文開始文學化，文採風流但務實較差，相對浮誇，盛唐有所好轉；到了中晚唐由於多年科舉制度，朝中各級員往往文學水平較高，或者掌權者往往招募文學大家擔任幕僚，公文也兼務實和文學的特點。

朱載坖認為初唐公文平白樸實，才是大明公文所需要的，朱載坖在上諭中說道：““近來章奏,日趨浮泛,鋪綴連讀,徒煩至覽。諸司奏章,不許繁詞,第宜明白,開陳要旨,庶易省閱。凡有奏章,務在直陳其事,意盡而止，若仍信多繁詞,且語涉肆慢,甚非人臣奏對之。所司通行嚴,違者部院及科臣劾治之。”

對於大明員輒長篇大論，朱載坖也是極為厭惡的，所以在這次制定大明公文格式的過程中，朱載坖多次命令王世貞在擬定的格式中務必要刪繁就簡，省去浮辭，同時要求在公文中用數據和事實說話，而不是是似而非的言論，朝廷的公文應該是極為嚴肅和嚴謹的，不是秀文採的地方。

所以參照唐六典的規定：“凡都省掌舉諸司之綱紀與其百僚之程式，以正邦理，以宣邦教。凡上之所以逮下，其制有六，曰：制、敕、冊、令、教、符。凡下所以達上，其制亦有六，曰：表、狀、奠、啟、碟、辭。諸司自相質問，其制有三，日：關、刺、移。”

大明也是按照這三種分類制定大明的公文制度，同時重申了唐代的一文一事制度，該制度要求不同事不得同為一文，公文一文只能直敘一事。一文一事制度是唐代推行的一項對文書工作非常有利的制度，可以防止行文關係錯，加快文書運轉的速度，提升辦事效率。

同時王世貞也以疏上陳，陳述了自己對於科舉的看法，王世貞直接向朱載坖指出，大明公文繁雜的原因，子還在科舉上，大力推行科舉制度,廣收知識分子參政,使社會形靠讀書和功名獲取權利的共識,文人的思想風氣為社會主流。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好大喜功、陳言俗調、意氣用事、書生高論、形式主義等缺點也滲了公文之中。而大明科舉以八取士，公文深科舉制度影響,為“制義之變”。公文撰制者科舉出的制義習慣,不自覺地出現在公文寫作之中。

在大明初年，這點風氣尚且不明顯，因為當時大明員的主要來源還不是科舉出，而化以後，八文行之已久。公文作者大多出甲科,先為主,陳言俗調,搖筆即來。大明的公文,不僅用八筆法,而且還仿《公羊》、 《穀梁》語,非造語刻不能打人,所以務以造語刻苛責於人。最終造相互責難,惡語相報,加上朋黨峙立,門戶之爭遂愈演愈烈,而國事也無人真正問津。王世貞直接指出，大明現在公文追求陳言俗調、重作不重學等風氣，其實都是八所帶來的惡習罷了，朝廷要想真正革除公文的浮辭之弊，重要的還是對於科舉進行改革，這點朱載坖是認同的。

雖然之前朱載坖已經對於科舉制度予以了改革，加大了策論的比重，但是八在科舉中的比重仍然是很高的，同時科舉關係到朝廷取士，是十分重要的事，儘管朱載坖也很清楚八的弊端，但是此事只能夠徐徐圖之，不能夠輕易的變革，就科舉的事項，朱載坖也和申時行等閣臣們商量了此事，申時行對於此事是極為慎重的。

申時行在給朱載坖的疏中說道：“八之弊，非今日也，然人知其弊而守之不變者，非不變，誠以變之而未有良法以善其後，且就此而責其實，則亦未嘗不適於實用，而未可概為訾毀也。必若變今之法行古之制，其毋乃徒為紛擾而不可行，又況人心不古，上以實求，下以名應，相率為偽，其弊尤繁。”

大學士羅萬化也在疏中說道：“時藝所論，皆孔、孟之緒言，微之奧旨。參之經史子集，以發其華；范之規矩準繩，以其法律。雖曰小技，而文武幹濟、英偉特達之才，未嘗不出乎其中。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轉咎作法之涼，不己過乎？”

這些重臣們其實也很清楚八文所帶來的弊端，但是他們的看法是變易科舉，目前沒有更好的辦法，但是朱載坖在給他們的批複中說道：“科舉之制，憑文而取，按格而，已非良法。況積弊日深，僥倖日眾。”朱載坖直接指出了現在科舉制度的嚴重弊病，也表明了自己的態度，就是必須要對於科舉予以改革，為朝廷選拔真才實學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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