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這些地，一經拿獲，直接流放，沒有任何多說的，同時還要嚴查府之中和他們將勾結的人，凡是府中人和這些地、訟勾結的，一律予以嚴懲，加三等從重量刑。

同時還要改變地方員們想法，現在儒家思想的影響，很多地方員們認為要達到使民無訟，刑期無刑的狀況，才能夠證明地方治理的效果好，但是實際上遠不是這麼回事，由於經濟的發展，百姓教育程度的提高，各種訴訟發生的頻率自然是相應的提高了，這點其實是很正常的事。

地方員們再想和之前一樣，減訴訟是顯然不可能的了，隨着大明的經濟發展，常常因為小事訟，微隙小嫌，也容易興詞告訐，雖然地方員們一再教化百姓，要求百姓們不要輕易上告，但是現實況就是訴訟與日俱增，這點是很難糾正的。

勞堪以總督之尊，也曾經發過告示稱：“凡有微隙小嫌，輒興詞告訐，即使明白問片言折獄，猶不免守候株連妨工廢業之苦。若遇不明員生事，衙役需求詐索，無所不至。即使發難之人、徙訟之單，未有不幡然懊悔者。刁險之徒每每工於構訟，凡告一詞無論口角小隙，戶婚田土，架起最大題目報泄私忿之外，又必羅織無辜殷懦多人或或贅詞尾或牽證佐兼之。此非良善之所為也！”

但是收效甚微，蘇松等地的司是與日俱增，這點是大勢所趨，朱載坖也下旨給地方府，嗣後由朝廷專司負責司法，地方員對於百姓的訴訟也不必過於阻攔，但是對於這些訟，朱載坖認為確實是要理的。

朱載坖召集地方和督師大學生沈鯉還有隨行的重臣們一道商量此事，地方員們看法是很明確的，就是堅決打擊這些訟，維護地方府的權威，對於地方府的這個看法，朱載坖認為也是合理，一些訟在地方攪擾，搞得地方不能安寧，影響了朝廷對於地方的控制。

勞堪就說道：“陛下，衙門小吏勾結訟、匪徒，擇而是噬，唆使與訟也。查無之詞，弊端百出，有本人挾仇報復或騙詐不遂或理本虧，因而詭事故，牽控多人，遽呈之後，即潛遠遁或暗通差役，匿不赴案。但被告之人其拖累，以為快着，又有無賴徒，行蹤詭秘，揣人瘠，伺人釁爭間抵隙，乘飢播弄，務令訟，從中取利。甫告於州縣旋控於上司，結狀未乾又復翻告者，以上兩類，亟應嚴懲。”

對於勞堪的這個看法，朱載坖認為是應當予以支持的，對於那些和衙門小吏相勾結的訟，確實是要加以嚴厲打擊的，對於這些訟，絕對不能容忍的，一經拿獲，即行嚴懲。同時朝廷安排的推事、推等，都是經年理案件的老手，他們悉司法，能夠甄別其中的蹊蹺之，一旦發現有原不必爭而爭之，原不必告而告之，涉及到訟在其中挑事的，立即予以斷。

同時對於誣告、扳累、牽害等事，要加以嚴查，發現就要立即予以查，同時就是要加強對於這些訟師的管理，現在的訟師，沒有行門檻，只要自己通文墨，悉律條就行，這顯然不是辦法，朱載坖認為，要以考試的形式，加以管理，只有通過朝廷組織的明法考試，由朝廷發給執照的，才能夠從事訟師行業，否則的話，不能夠從事訟師，規範訟師的管理。

朱載坖就直接指出：“現今之事，乃是承平既久，生齒日繁，讀書不第之徒、寒無賴之輩計無復之，流而為匪，於是投間抵隙，播弄挑唆，利於訟，藉恣魚愚民，易陷網羅。又有衙門吏胥表裡勾結，因案生案，愈增愈多，愈難了結。朝廷需以嚴法制之，以彰其咎。”

朱載坖命令首先在南北直隸和浙江三個地區實施訟師考核，和其他考試由禮部和派出的提督學政組織不同，由於訟師的考試是專科考試，所以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來組織，要家清白之人才能夠參考，凡是積年訟等，地方府在審核的時候就不予出准考證明，不限功名，以考核明法為主要的要求。

同時在訴訟多、訟多的南直、浙江等地，要專門對這些訟予以打擊，朱載坖下達詔書稱：“朕聞南直浙江等地，訴訟風，府既不堪其擾，百姓亦頗其害。惟有嚴拿訟師、重懲誣告，可以稍清其源。自今日後，凡上告者，推事等問必嚴審呈詞，杜其來路，先期嚴諭代書有遽呈者，必訊明稿系何人所作，即將姓名住址註明稿上，不準以過路不知姓名人搪塞，牽控別事者不準，牽涉多人者不準，字數逾格者不準。凡代人訴訟，敢詞誣告者，與之同罪。大理分司等法司衙門，放告之期，必須親坐大堂，逐一細問，除理直准收、細故勸息外，如系虛必有破綻，問審明查實，即送有司嚴懲不貸。若究出訟師，尤應立拿重辦。如此懲一儆百，匪徒自聞風而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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