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載坖將陳以勤的奏疏下部議，頓時引起了群臣的議論，修撰國史，是多年以來臣子們夢寐以求的事，朱載坖將陳以勤的奏疏下部議，很多員們，尤其是翰林院員們極為振，編修國史，那肯定是翰林院的活，他們踴躍上疏，極言國史編撰的重要，要求朱載坖立即下詔，編修國史。

同時對於大明國史的修撰，他們也提了很多的建議，其實君臣在景泰帝的問題是基本達了一致，但是在睿宗和建文帝的問題上分歧極大，翰林修撰沈懋學就直接上疏指出：“四祖不紀而獨為獻皇帝立紀，豈惟臣子之心不安，即皇上之心亦必不安，豈惟皇上，恐獻皇帝在天之靈，亦且有踧踖不自安者矣。況紀號獻皇帝而所書者，乃弘治、正德之年，紀名為帝而所載者，乃藩王之事，皇上以為於義於例當耶否耶？且自古由藩封繼大統者非一人，試考史書，未見有為其祖父作帝紀者。彼非不能紀，不以私害公耳。”

這貨膽子是不小啊，不僅和沈懋學不僅從各種作上否定了為睿宗單獨修史的可能，甚至將此事往大禮議上引，朱載坖斷然不能讓他這麼放肆妄言下去，當即予以申斥、罰俸，並且警告群臣，此事不容討論，世宗朝已經有定論的事，朱載坖是絕不會推翻世宗的決定的，若是還敢以試法者，朱載坖必置之重典。

朱載坖再次召見李春芳等重臣，重申自己底線就是建文事迹附太祖本紀，景泰帝可以立紀，興獻帝必須立紀，這是不容討論的，如果達不到這個條件，朱載坖寧可不修這個國史。

陳以勤當即出來向朱載坖保證，睿宗可以立紀，與世宗兩朝國史，父子二人與之前的英宗到武宗相區別，至於建文年號是否恢復的問題，陳以勤認為可以再商量。

朱載坖當即說道：“祖靖難，其中之危，可勝言哉？爾輩以太祖之親，私建文之意，朕豈不知？若建文無失德之舉，何以至此？湘王事爾輩何如辯？其以所謂不法事戮諸王，亦是太祖之意乎？諸卿可言也！”

朱載坖是絕不會答應恢復建文年號的，這孫子又不是什麼好鳥，何況現在民間似乎很有一同建文君臣的風，錦親軍向朱載坖奏報了此事，甚至呈上了一些大員致仕之後和所謂的當時大儒寫的書，對建文君報以同。

比如原工部尚書、刑部尚書鄭曉寫的《吾學編》，其中的《皇明遜國記》記載建文帝在位四年的政事，以建文年號紀年，對建文君評價很高，他稱：“建文君寬仁慈厚，好文章禮樂，不喜任律法切人。”

江西大儒鄧元錫所着的《皇明書》卷2為《建文皇帝》，記載建文一朝史事。

朱載坖命陸繹將相關證據呈上來，朱載坖問道：“諸位怎麼看此事啊？”

李春芳已經預到不妙了，趕出來滅火道：“陛下，稗野史，不足為信，若國史修，此種謬論，自然而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