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由於祖在靖難中並未能將自己的勢力範圍擴大到山海關以東，他實際的勢力範圍只有北平、保定、永平三府，遼東的江侯吳高和楊文一直都是靖難軍後方的大患， 這種況一直持續到他繞過朝廷的主力突襲南京靖難功。

而由於由於永平在燕兵手中，通過陸路向遼東輸送糧餉是不可能的，遼東的軍就是依靠海運的糧餉生存的。此事肯定讓祖對於海運有了一些不信任，要知道當時還是有不的前朝餘孽在活的。

但是僅僅是這個事，是絕對不可能是祖放棄海運的，祖是何等樣的氣魄啊，遠見卓識，非等閑可比的。

但是李春芳和王宗沐等人考察了永樂朝的實錄和有關漕運的奏疏後，得出了一個很令人驚訝的結論的，朝廷關於河漕還是海漕的爭論，其實是在地方的推下進行了。

李春芳向朱載坖看了一段耐人尋味的實錄記載：永樂九年四月，命戶部開河自效民丁一給糧賞、 免租稅。初，朝議開會通河及浚河南黃河，命戶部凡民丁皆給米鈔，及蠲戶是年租稅。而山東、河南之人多有自願效力者。上聞之，遂有是命。

這事就極為弔詭了，山東民丁竟然在沒有得到給米鈔和免租稅承諾的況下“自效”，這是很特殊的況。朱載坖無法想象山東的人民會因為支持國家對北方用兵而積極地投這項工程，主持疏浚運河的工部尚書宋禮也沒有這個人格魅力，這種況產生的原因只有一個：在普通老百姓眼中，開會通河是一項惠及自的工程。

當然，運河確實對兩岸的百姓大有裨益，而考察整個永樂時停罷海運的過程，可以發現，朝廷殊直接議，更多的是來自地方對力的響應，行漕中因為經濟利益而產生的地緣政治已經出端倪。

所以在這件事上，不是朝廷在為地方決策，而是地方一直在推朝廷決策。尤其是山東等運河沿岸的省份，對於此事是極為重視的。與朝廷在認識運河作用上的遲鈍相比，山東地方對運河益的認識敏得多。 永樂九年六月，在開運河完工的消息還沒有達到京師的時候，一項利用運河的提議就自山東地方送到了祖面前。

巡按山東史王鐸奏稱：海運糧儲，每年五月太倉開洋， 直沽下卸，待秋回京。船隻中多被損壞，亦有漂沒不見者。若將鎮江、淮安、揚州四府歲征糧米定撥七十萬石赴徐州納；徐州並兗州府糧米三十萬石赴濟寧納。差撥近河徐州等衛旗軍一萬名，各委指揮、 千、百戶管領。工部撥與二百料淺船五百隻，一如衛河事例，將前項倉糧從會通河攢運，供給北京。十年之間國有足食之備，民無繁擾之憂。

正是在山東員們的不斷奏請之下，祖才最終下定決心停罷海運的。

李春芳和王宗沐之所以向朱載坖解釋此事，其實就是在告訴朱載坖可能會遭遇怎樣的後果，和朱載坖到時候會面對的對手又多麼強大，山東的員們僅僅運河這條利益鏈條上的冰山一角罷了，朱載坖如果真的想要恢復海運，就要做好應對他們反撲的各種準備。

畢竟這是虎口奪食的行為，斷人財路，如同殺人父母，這點道理朱載坖還是拎得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