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世界排名前列的綜合大學，其最頂尖、最聰明的年輕人，最大的抱負和最優的選擇，竟然普遍局限於為高收的牙醫或是律師……”

“這本就足以說明，對於整整一代香港青年而言，那種投宏大工業敘事、參與前沿科技攻堅、改變社會結構的雄心與通道，正在急劇萎，甚至已經關閉。”

“這是一種社會英層的集潛意識選擇，它反映的是整個社會向上流與產業升級的想象力，已然枯竭。”

“這是整個社會的結構悲哀。”李煥的聲音低沉下去。

“其實，在十五年前，香港是有機會改變這條路徑依賴的。”他話鋒一轉，回到歷史的關鍵節點，“我記得第一任行政長在回歸後不久，就極前瞻地提出了在香港發展高科技與數字經濟的構想，試圖為香港注新的經濟靈魂。”

“我記得，當時有個‘數碼港’計劃。”楊衛東點了點頭，那段時期的規劃他有所了解。

“‘數碼港’如果能夠功，本可以為香港從單一金融中心，向‘金融+科技’雙驅轉型的關鍵支點。”李煥的語氣帶着深深的惋惜，“可惜，這個計劃最終未能落地，諸多原因織下夭折了。香港的產業方向，又被強大的慣拉回到了依賴金融、地產等傳統‘快錢’行業的老路上。”

他進一步剖析道：“事後看來，失敗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個關鍵，是香港部已經固化的資本力量，早已習慣了金融地產領域高周轉、高槓桿的盈利模式，對於需要長期投、艱苦耕耘且風險較高的實科技產業，缺乏足夠的耐心和真正的興趣。”

“從純粹的資本回報率看，金融投機或許短期不比實業差，甚至更高。”

“但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另一個致命的問題，”李煥的目變得銳利，“僅僅依靠金融和地產，本無法為社會創造足夠多的高質量、高附加值就業崗位。它只能養活數英和龐大的中低端服務業。”

“這才是為什麼香港最優秀的年輕人，會扎堆去爭搶牙醫、律師這類‘高級手藝人’職位——因為這是他們在既定結構下，所能看到的、最穩妥的通往‘上層’的狹窄階梯。”

他的結論沉重而清晰：“當社會絕大部分的財富增長與資本利得，被高度集中在數幾個依賴壟斷和特權的大家族手中，而絕大多數年輕人，無論多麼努力，都難以從這種增長中分得應有的份額，無法看到憑自才智開創未來的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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