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霍約斯伯爵顯然沒料到會被圍攻，他猛地站起來，禮服後擺掃過桌上的咖啡杯，褐的濺在報表上，暈開“波斯尼亞”的字樣：“夠了！”他的聲音帶着怒意，“波斯尼亞是奧匈帝國的領土，用什麼語言，不到外人指手畫腳！”他指着格利希奇，“塞爾維亞人管閑事，你們的學校還在用奧匈的教材，有什麼資格指責我們？”

格利希奇冷笑一聲，從包里掏出一張照片——薩拉熱窩的街頭，一個波斯尼亞小孩舉着寫有“我要學母語”的牌子，被奧匈警察推搡：“這就是您說的‘自願’？上周我在莫斯塔爾看到，一個老農因為在集市上說塞爾維亞語，被罰款20克朗，相當於他三天的收——這就是您說的‘文明’？”

會議室的門突然被推開，奧匈皇儲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走了進來，軍刀的掛扣撞在門框上發出巨響。他剛從擊靶場回來，制服上還沾着火藥味：“霍約斯，不必跟他們爭論。”大公的目掃過全場，“下個月波斯尼亞的德語學校將增開20所，所有政府職位必須通過德語考試——這是帝國的決定，誰也改變不了。”他盯着鮑里索夫，“俄國人要是再煽泛斯拉夫主義，我們就在薩拉熱窩增派一個師。”

鮑里索夫立刻站起來，手按在腰間的佩劍上：“大公先生，俄國在塞爾維亞有駐軍顧問，波斯尼亞的事，我們不會坐視不理。”他想起尼古拉二世的令——必要時可支持波斯尼亞的塞爾維亞人起義，“你們的德語學校建到哪裡，我們的‘文化使團’就開到哪裡。”

氣氛瞬間凝固，記者們的閃燈瘋狂閃爍，把雙鷹紋章和塞爾維亞國旗的影子投在牆上，織混的塊。馮·霍約斯伯爵趁機宣布採訪結束，卻被格利希奇攔住：“最後一個問題，伯爵先生。”記者舉起手裡的斯拉夫語課本，封面被撕去一角，“這本書的作者昨天在集中營里去世了，您所謂的‘文明’，就是這樣對待一個寫書的人？”

馮·霍約斯沒回答，轉跟着斐迪南大公走出會議室，皮鞋在地板上踩出沉重的響聲。會議室里，林建斌對陳德康低聲說：“這下中南聯邦的綢可以漲價了，奧匈和俄國鬧起來，他們的紡織廠肯定缺原料。”陳德康點點頭，在筆記本上寫下“給薩拉熱窩運一批橡膠護，用塞爾維亞語標說明”。

陳宏斌着窗外，北方黨在波斯灣的油正準備啟航，他掏出鋼筆在電報上批字：“給鞍山鋼鐵廠發報，波斯尼亞的鐵路鋼軌訂單，用德語和塞爾維亞語雙份合同，價格提高5%。”格倫維爾湊過來看，笑着說：“還是你們北方黨會做生意，藉著吵架都能賺錢。”

鮑里索夫正給聖彼得堡發電報，上面寫着“奧匈計劃在波斯尼亞增派軍隊，建議支持當地塞爾維亞人武裝”。格利希奇的鋼筆則在筆記本上寫下：“明天刊登《德語學校背後的集中營》，附照片”。

會議室漸漸空了，只剩下桌上那張被咖啡浸的報表，“波斯尼亞”四個字變得模糊不清。牆角的廢紙簍里，扔着馮·霍約斯伯爵沒帶走的德語課本樣本，扉頁上印着“文明始於語言統一”，而在課本的頁，有人用鉛筆寫了一行歪歪扭扭的塞爾維亞語：“我們的話，記在心裡”。

傍晚的倫敦街頭，斐迪南大公的馬車駛過泰晤士河，他對馮·霍約斯說道：“那些記者懂什麼？等波斯尼亞的年輕人都用德語寫信，他們就會忘了自己是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亞人，只記得自己是奧匈公民。”馬車窗外，聯合帝國的龍旗在風中飄，旗下的商人正用漢語、英語、馬來語討價還價，聲音混在一起，卻異常熱鬧。

伯爵着那片混的聲浪，突然覺得心裡發慌。他想起早上在波斯尼亞學校看到的景：孩子們用德語背誦課文時，眼神里沒有，可一旦課間說起斯拉夫語，眼睛就亮得像星星。或許，有些東西，不是課本和令能改變的——就像聯合帝國的那些自治領，說著不同的話，卻比誰都清楚自己要什麼。

但他沒說出口，只是催促車夫快些回酒店。明天，他還要去參加奧匈商會的晚宴，和英國商人談波斯尼亞的鐵礦出口——合同要用德語和英語寫，這是他唯一能接的“雙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