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造過程堪比古代版“阿波羅計劃”。為了讓渾儀的旋轉度達到“不差半刻”，蘇頌發明了“天衡裝置”——這是世界上最早的擒縱機構，通過槓桿和齒的相互制衡，將水流的不規則運轉化為均勻的機械運。現代科學史專家李約瑟曾嘆：“歐洲直到14世紀才出現類似的擒縱裝置，蘇頌至早了300年。”

最核的是他的工程管理方法。蘇頌將整個項目分為“木樣製作銅鑄造裝配調試”三個階段，每個階段都繪製詳細的“工程進度圖”。在鑄造渾儀的青銅部件時，他要求工匠“每鑄一，必以水準、繩正校之”，甚至親自用“累黍定衡”法（用黍米顆粒校準重量）檢驗部件度。元佑七年（1092年），這座高約12米、寬7米的龐然大終於竣工，運行時“激水以運輻，置機以定晷刻，窮天象之秘，合人事之宜”，連司馬都讚歎：“此誠一代之奇也。”

紹聖四年（1097年），七十八歲的蘇頌被任命為尚書左僕兼門下侍郎，正式拜相。此時的北宋朝廷正陷新舊黨爭的泥潭：新黨支持王安石變法，主張“富國強兵”；舊黨反對變法，強調“祖宗之法”。蘇頌作為中間派，採取了一種獨特的“技僚”治國策略——不搞意識形態爭論，只看政策實效。

他上任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政策評估數據庫”。下令三司（戶部、度支、鹽鐵）將熙寧變法以來的各項政策數據分類整理，包括青苗法的貸出本金與收回利息、免役法的服役人數變化、市易法的價波等。經過三個月的統計分析，蘇頌得出結論：“變法諸條，利者十之三四，弊者十之六七”，遂建議哲宗“去其太甚，擇善而從”，這種理務實的態度，讓新、舊兩黨都無話可說。

更絕的是他理“車蓋亭詩案”的方式。當時舊黨重臣蘇軾被貶惠州，新黨羅織罪名將其死，蘇頌卻以“文字獄當慎之又慎”為由，要求將涉案詩稿送秘書省核對典故。他親自查出“雷部填壑”一句出自《太平廣記》，“天教雷斧劈”是用《列子》典故，屬於“文人詠史，非譏訕時政”，最終保住了蘇軾的命。

蘇頌的宰相生涯只持續了兩年，卻留下了“三不原則”：不結黨羽、不貪財貨、不徇私。有次他的外甥想謀個職，蘇頌拿出自己編纂的《銓選格》說：“按此條，汝資歷不足，當再任知縣三年。”是沒給通融。這種“程序正義”的執政理念，在人治社會中顯得格外另類。

退休後的蘇頌，過上了比上班還忙的“核養老”生活。他在潤州（今江蘇鎮江）建造了“藏書樓”，將平生收集的2萬捲圖書分類整理，發明了“經史子集+技類”的五部分類法，比《四庫全書》的四部分類早了700年。最絕的是他在書架旁設置“曝書台”，每年春秋兩季親自監督曬書，還寫下《曝書雜記》記錄每種書的防防蟲方法。

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八十一歲的蘇頌做了件驚世駭俗的事——他據年輕時出使遼國的筆記，結合《漢書·地理志》等文獻，繪製出《華夷圖》和《職方圖》，其中標註了遼國、西夏、吐蕃等政權的山川險要，甚至包括“北狄無城郭，隨水草遷徙”的游牧習。這種“退休不褪”的科研神，讓當時的史館員都自愧不如。

政和元年（1111年），九十一歲的蘇頌已是風燭殘年，卻仍在修訂早年的《圖經本草》。他讓孫子蘇象先扶着自己，在葯圃中辨認草藥，發現“遠志”的須與書中記載不符，便立刻口述修正：“舊圖雲長尺余，今驗之，地者不過五六寸，瘠地者三四寸，當改之。”這種至死方休的嚴謹態度，連朱熹都嘆：“蘇公於學，如韓信用兵，無施不可。”

政和二年（1112年），九十二歲的蘇頌無疾而終。臨終前，他指着書房裡的水運儀象台模型，對子孫說：“此雖毀（註：靖康之變中被毀），然法不可絕。”這句話竟了預言——700多年後，英國科學家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史》中，用整整一章論述蘇頌的貢獻，將水運儀象台稱為“歐洲中世紀天文鐘的直接祖先”。

《宋史·蘇頌傳》評價他“經史百家之說，至於圖緯、律呂、星、算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這種百科全書式的知識結構，在古代中國堪稱獨一無二。他既是沈括《夢溪筆談》中“驗質尋味，窮理盡”的科研同僚，也是蘇軾筆下“溫厚長者，而經緯萬端”的政治盟友，更是中國古代有的將科學思維融治國理政的“技僚”。

今天再看蘇頌的一生，會發現他的兩大超前之：一是“實證神”——無論是修訂本草還是建造儀，都強調“驗之以，考之以理”；二是“系統思維”——將天文學、機械學、醫學等不同領域的知識融會貫通。這種特質，讓他在理學盛行的北宋顯得格格不，卻也因此為中國古代科技史上的一座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