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同樣圍繞“禮”發問，卻將視角從個人婚禮之“小禮”，驟然提升到了國家邦之“大禮”！

他引用《禮記》中關於“禮”之五要素的經典論述，直接抓住“時為大”這個核心。

巧妙地將“天時”與“時勢”這兩個不同層面的“時”並列提出，要求沈墨辨析其優先順序。

更厲害的是，他最後直接將問題引向了坤國自，要求沈墨“以貴國為例”。

解釋坤國此番出使的禮儀是更重“天時”古制還是“時勢”變通。這簡直是一道送命題！

若沈墨強調“天時”古製為先，那等於承認坤國行事可能拘泥古禮、不合時宜。

尤其在北疆新敗、談判被的時勢下，顯得迂腐可笑。

若他強調“時勢”變通為先，那等於間接承認了坤國此番南下的行是順應“時勢”。

但如今“時勢”已變，坤國是否該調整策略？

這又極易落對方預設的談判邏輯陷阱。

此題看似探討經義，實則直指邦現實，將沈墨乃至整個坤國使團都置於一個必須慎重權衡、左右為難的境地。

滿堂賓客，尤其是那些通經史又悉政務的員，無不暗吸一口涼氣，看向吳承安的目充滿了驚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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