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張衡的《怨詩》，清麗典雅，耐人尋味，他的《仙詩》和《緩歌》，也都典雅而有新聲。

到了建安初年，五言詩得到飛躍的發展，魏文帝曹丕、陳思王曹植運用五言詩的手法非常純，象乘着放開韁繩的馬一樣，有節奏地奔馳，

王粲、徐幹、應瑒、劉楨在詩壇上也如趕路程似的爭着向前邁進。他們的詩歌容，都是欣賞風月，描繪池苑，敘述恩澤榮華，記敘酣飲宴會，

慷慨激昂地隨着意氣揮發，豪爽磊落地施展才華抒寫，不論是抒寫懷，或者是描述的事，不追求纖細的技巧；驅遣文辭以描寫事的形象，只求其盡清晰明確之能事，這是他們相同的地方。

到了正始時代，大家闡揚道家哲學，詩中參雜着佛老的意旨，當時作家象何晏那批人，大多數是浮泛淺的。

獨有嵇康的詩志趣清高激烈，阮籍的詩，意旨遙遠深沉，所以能高出眾人。至於應璩的《百一》詩，獨立不偏，敢於諷刺而無所畏懼，文辭曲折而含義純正，也可算是魏代留下的正直作家了。

西晉時代許多作家，漸漸走向未來了輕浮華麗，張載、張協、張、潘岳、潘尼、左思、陸機、陸雲，並肩地在詩的大道上走着，

他們的詩歌的形式比正始年代華，而詩的風力卻比建安時弱，有些作品雕琢文句而自以為巧妙，有些詩篇鋪陳浮靡的詞藻卻自以為麗，這就是西晉詩歌的大略況呵。

東晉的作品，沉溺在談玄的風氣中，譏笑儒家從政事的志趣，而推崇並充滿了道家棄絕智巧之論；

袁宏、孫綽以後的詩人，雖然各有其雕琢彩飾的技巧，但文辭單調，是不能和袁、孫爭雄的。所以郭景純的《遊仙詩》便突出地為當時的傑作了。

劉宋初年的詩文，繼承前代而又有所變革，庄、老哲理從詩里消失了，而山水詩卻逐漸盛行。

排比辭藻，運用長篇的對仗，沽釣聲價，尋求一句的奇巧，容務求真地刻劃事，文辭定要盡心地追逐新奇，這就是近代作家所竟相追求的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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