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5月15日，福建福州，馬尾港。

晨霧如紗，籠罩着繁忙的碼頭。咸的海風帶着閩江口特有的氣息吹拂，夾雜着遠洋船低沉的汽笛聲。一艘即將遠航的客貨“慶號”停靠在泊位上，大的煙囪已開始冒出縷縷黑煙。

碼頭上，一場特殊的送別正在舉行。剛剛從瑞士利用系統能力穿越而來的王月生，風塵僕僕，在事先派至福建協助黃乃裳工作的一眾低調幹的工作人員陪同下，正與一位清癯矍鑠的老者話別。老者便是黃乃裳，時年五十二歲，雖一布，卻難掩其作為晚清舉人、維新志士的儒雅風骨與眉宇間的堅毅。

“紱丞先生，此去萬里，風波險惡，務必珍重。”王月生握着黃乃裳的手，語氣誠摯。他深知眼前這位老者未來將要開創的偉業——帶領上千福建鄉親，在婆羅洲的蠻荒之地建立起海外桃源“新福州”（詩巫），為一代國僑領的典範。

“月生公厚意，乃裳與三百餘鄉親念於心。”黃乃裳回後那些正在登船、面帶憧憬與些許不安的移民們，“此番能行，多賴月生公暗中襄助，疏通關節，籌措部分急用藥，此恩此德，沒齒難忘。”

這批移民共三百二十七人，男二百一十，一百一十七，主要來自閩清、福州、泉州。他們多是生活無着的農民、手工業者，懷揣着改變命運的夢想，響應黃乃裳“海外拓荒，實業救國”的號召，毅然踏上未知的旅程。他們的目的地，是遠在南洋婆羅洲西北部的砂拉越（沙撈越）。

王月生關注此事，遠非一時興起。砂拉越，這個位於南中國海戰略要衝，扼守進拉讓江、蘭江水道，連接新加坡、馬尼拉、香港航線的地區，其地理價值不言而喻。目前，這裡由白人布魯克家族以“白人拉者”的份進行着一種獨特的“私人民統治”。無論是將其作為未來東南亞戰略的潛在跳板，還是觀察華人社群在海外自主管理、發展的“社會實驗”樣本，黃乃裳的這次移民壯舉都對王月生有獨特的意義。

他選擇在不明顯干擾已知歷史進程的前提下，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幫助。這些幫助，對掌握時空資源的王月生而言或許是“舉手之勞”，但對於這群背井離鄉、前途未卜的開拓者來說，卻可能是關鍵時刻的“救命稻草”。除了明面上協助解決了一些面上的阻礙，王月生還以“贊助商”的名義，提供了一批後世現代醫藥公司特別定製包裝的“萬金油”、“奎寧片”（抗瘧疾）、消毒和簡易外傷理包。這些藥品被混在普通資中，其超越時代的療效將被歸功於“西洋新葯”或“運氣”。

黃乃裳向王月生簡要回顧了籌備歷程。自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遭通緝後，他心灰意冷，決意“另闢海外桃源”。去年（1900年）五月，他親赴砂拉越，沿拉讓江徒步考察十三天，最終選定詩巫一帶“平原四百里，無虎豹毒蛇，水土膏沃”之地。通過新加坡僑領引薦，他與砂拉越民政府（時任拉者查爾斯·布魯克）談判。砂拉越地廣人稀，亟需勞力開發，當局給出了頗為優惠的條件：提供土地（每戶十英畝）、種子、農，並免除三年賦稅。

“去年七月，我與那白人拉者查爾斯·布魯克簽訂了《墾約》。”黃乃裳語氣中帶着一自豪，“租期九百九十九年，賦稅極輕，前二十年免一切丁稅、徭役、兵役。更重要的是，我華人有信仰、言論、結社、購槍、航運之自由，且墾區事務可自理。孫先生（孫中山）聞之，亦贊此為‘片戰爭以來中國與外國簽訂的第一份平等條約’。”

王月生微微頷首，他當然知道這份條約的歷史意義，也更清楚未來開拓的艱辛——蠻荒之地、熱帶疾病、陌生的環境以及與當地土着、民者之間的複雜關係。“條約雖好，然創業維艱。先生與鄉親們異域，言語、習俗皆不相同，初期定有諸多困厄。我所能助者有限，一切還需仰仗先生之威與鄉親們之同心戮力。”

他頓了頓，低聲音，以只有兩人能聽清的音量道：“我已在隨船貨中，夾帶了幾份特別繪製的砂拉越拉讓河流域的水文、產略圖，以及一些應對瘴癘、毒蟲的土法筆記，希能有所幫助。此外，與新加坡‘寶芝林’的聯絡方式也已給您的副手，若有急難，或需採購特殊資，可憑信前往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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