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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風流人物還看前世與今朝_第575章 《東方商業》的評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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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目睽睽、輿滔滔之際,在廣州的鄭貫公詢問王月生要如何應對,結果王月生回了八個字:“守其本心,做其本分”。鄭貫公自此才抱定了為王月生守好輿論陣地的決心,同時一個電話,印刷廠開。原來他的文章早已做好,就是來試探王月生對於自己這個主編的態度的。第二天,廣州、香港的街頭報刊亭和慢慢增加的商業訂戶手中就收到了最新一期的《東方商業》,首篇文章便是:

論實業人才之甄選新法——析武昌、濟南“春令營”選拔之制

文/ 嶺南客

緒言

近者,武昌、濟南兩地,有“實務學堂”者,行一亘古未有之盛舉。集數千青年,考之以組隊協作、裝配、重轉運、數理文章,兼察其行止心、應對之能。其制之新、法之、效之速,朝野矚目,報章喧騰。或譽之為開新學先河,或疑其效近於揠苗。然喧嚷褒貶之間,鮮有探其本,究其所以然者。竊以為,此“春令營”選拔之法,非獨一學堂招考之創舉,實乃吾國由千年耕讀之邦,邁向工商競進之世,於人才甄選機制上,一次深象徵意義之蛻變。其蘊藏之工業化、科學化、標準化邏輯,迥異於吾國奉行千年之儒家教化與科舉取士之道,實關乎國運興衰、實業敗之樞機。今試析其理,以就教於方家。

一、 目標之嬗變:由“治人君子”至“辦事專才”

儒家教育之鵠的,首在培養“君子”。《大學》開篇明義:“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其終極關懷,在於個人道德之完善(修),推及於齊家、治國、平天下。所重者,乃“聖外王”之道,其理想人格為通曉經史、明辨義理、德行高尚之“通才”,尤以治人之為要。科舉取士,即為此目標之制度化現,以八文章為尺度,衡士子對聖賢微言大義之闡發,擇其優者仕,為天子牧民。

反觀“春令營”之選拔,其目標昭然若揭:非為擇選牧民之,實為擢拔興辦實業、研技藝、作機、管理工務之專才。觀其考核項目:組隊尋人,察其組織協調與執行力;裝配推車,考其識圖、手、解決實際問題之能力;搬運石料,驗其計劃、分工、效率優化之意識;文數試卷,測其基礎學識與邏輯推演之功;行能力,觀其誠信、協作、紀律、應變之素養。其核心訴求,一言蔽之:此人能否在分工明確、環環相扣之現代工礦、通、製造系中,恪盡職守,高效協作,解決問題,創造價值?此目標,與培養“治人君子”之儒家理想,南轅北轍。其所求者,非通曉“治”之全才,乃通“事”之專才;非坐而論道之君子,乃起而行之之幹員。

二、 方法之革新:由“代聖立言”至“量化實證”

科舉取士之法,以文章定高下。士子須代聖賢立言,於固定格式(八,闡發經義。其評判標準,重辭藻之雅馴、義理之純正、格式之嚴謹,然於士子實際之辦事能力、品行守、格致知之能,幾無涉及。此法之弊,久為詬病:易致空疏,所學非所用;取才標準單一,易埋沒實才;且評判主觀強,易偏好、人所囿。

“春令營”之法,則開多元量化實證之新途:

多維度考核:摒棄單一文章取士,分設“文數”(知識)、“行”(品德)、“能力”(技能)三柱。知識不僅考經義文章,更重實用算與說明、議論之文;品德非空談仁義,而細化為排隊、節儉、誠實、協作等行為觀察;能力則直接於模擬實務場景(組隊、裝配、搬運)中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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