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秉鈞端起蓋碗茶，輕呷一口，打破了沉默，聲音低沉而帶着一探究：“月生賢侄，老夫心中有一，思之良久，今日不得不問。”他放下茶碗，目如炬，“你出國前，蟄伏滇南，興辦實務學堂，授業解，卻始終遠離廟堂，不涉宦海。自海外學歸來，名寰宇者，皆因那泰西格致之學、機製造之。然緣何此番，竟要在這遠離基的湖北，趟漢鐵廠這潭渾水？”

他頓了頓，不等王月生回答，便以老辣的政治察力剖析開來：“此地，乃張香帥（張之）經營多年之‘南皮臠’，視為新政基。然北洋李中堂（李鴻章）之勢力，豈能坐視？盛杏蓀（盛宣懷）此人，手腕通天，借督辦鐵路總公司、兼管招商局之勢，早已將角湖北。漢鐵廠，耗資千萬，關係國朝自強命脈，更是兩派角力之焦點！”

趙秉鈞的聲音愈發低沉嚴峻：“張香帥以鐵廠為基，煉鐵制械，鞏固其‘湖北新政’之局。而盛杏蓀，挾北洋之勢，覬覦鐵廠控制權久矣，意在將其納其‘、路、電、礦’一之商業帝國，更借洋債、引洋。此間矛盾，暗流洶湧，稍有不慎，便是傾軋之禍！更有甚者，”他眼中一閃，“東瀛日本，自甲午之後，對我漢冶萍（漢鐵廠、大冶鐵礦、萍鄉煤礦）垂涎三尺，其資本、技、顧問，無孔不，名為助我，實則控我命脈！英吉利商人，亦步亦趨，視長江流域為其臠，鐵廠之利，豈容他人獨佔？此乃四戰之地，賢侄你……何以自投羅網？”

饒是王月生悉後世漢鐵廠的歷史，也不暗自嘆服趙秉鈞的分析，準點出了1900年底湖北，尤其是漢鐵廠所的複雜政治經濟格局：

首先是張盛矛盾尖銳化：張之創建漢鐵廠，初期因選址（遠離原料產地）、技路線（盲目選用貝塞麥酸法轉爐，導致大冶含磷鐵礦煉出的鋼軌脆裂）、管理不善（辦衙門化）而虧損嚴重。1896年，在清廷力下，張之被迫將鐵廠“招商承辦”，給盛宣懷接辦，引“督商辦”模式。盛宣懷雖接手，但張之作為湖廣總督，仍對鐵廠保有巨大影響力（如對大冶鐵礦、萍鄉煤礦的控制權爭奪），兩人在鐵廠經營方針、人事、財務乃至技路線上（盛後來引馬丁爐鹼鍊鋼法）都存在深刻分歧和權力鬥爭。

其次是列強資本滲：盛宣懷為籌集鐵廠改造和擴產的巨額資金（解決鋼軌含磷問題、建設萍鄉煤礦），不得不尋求外債。日本通過橫濱正金銀行等機構，以提供貸款和“顧問”為名，逐步加強對漢冶萍的控制，最終在20世紀初形“預借礦價”等不平等貸款關係，使漢冶萍淪為日本鋼鐵業的原料基地。英國資本也一直試圖介長江流域的工礦業。

鐵廠本困境：技落後、本高昂、管理腐敗、產品質量問題（脆裂的鋼軌曾遭退貨索賠），使其為各方勢力博弈和試圖“拯救”的對象。

王月生聽罷，神平靜，並未因趙秉鈞點出的險境而搖。他微微頷首：“振鐸公（趙秉鈞字）若觀火，所言句句切中要害。月生蟄伏多年，非無意於國事，實乃深知‘洋務’之痼疾，不願輕易涉足。”

他站起，走到窗前，着窗外漢方向約可見的工廠煙囪廓，語氣帶着後世學者般的冷靜剖析：

“振鐸公，月生遊學歐，目睹其工業之盛，亦深知其功之本。反觀我朝洋務，三十餘年，轟轟烈烈，設廠礦、練新軍、辦學堂，其志可嘉。然其本之弊，月生以為有三：

其一，重輕人，捨本逐末。購艦船、置機，以為得此利即可自強。殊不知背後，乃科學原理之支撐、工業系之運轉、練工匠之養、現代管理之要。朝廷與辦洋務諸公，多視其為‘奇技巧’，不肯下苦功培養通曉其理、於其事之本土人才。鐵廠依賴洋匠，輒掣肘，本高昂，技命脈始終握於他人之手。

其二，氣太重，商力不彰。‘督商辦’之制，名為商辦，實乃掌。衙門習氣充斥，冗員冗費，營私舞弊，效率低下。商人投資，常被盤剝，權益無保，焉有長久經營之心？漢鐵廠之困局，此弊尤為深重。場傾軋，更使經營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