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11月15日，下午，法屬印度支那，西貢（後世胡志明市）

空氣粘稠得彷彿能擰出汗水，混雜着湄公河三角洲特有的潤泥土氣息、街邊小攤販油炸食的焦香、魚的濃郁腥咸，還有法國民者上散發的古龍水和汗水混合的、格格不的“文明”味道。街道狹窄而喧囂，人力三車（Cyclo）清脆的鈴鐺聲、挑夫沉重的吆喝聲、混雜着法語、越南語、粵語和州話的賣討價還價聲，構了一幅嘈雜而充滿張力的民地圖景。

威廉·福斯特（WilliaFoster），聯社（Associated Press）駐西貢的年輕記者，正有些心神不寧地走在卡納街（Rue Catinat）靠近堤岸（Cholon，華人聚居區）外圍的街道上。他穿着標準的民地記者裝束：米白亞麻西裝，略顯褶皺的卡其短袖獵裝襯衫，脖子上掛着一條吸汗的手帕，頭戴一頂遮的木盔帽（Pith Helt）。他手裡攥着的，是他吃飯的傢伙——一台最新款的柯達Folding Pocket Kodak No.4相機，這已經是市面上便攜相機的佼佼者。然而，此刻更讓他心跳加速的，是掛在相機前那個沉甸甸、冰冷冷的黃銅鏡頭——一個他從未見過、學結構複雜得驚人的神秘鏡頭。這是兩天前，在一個昏暗的片館後巷，一個全包裹在黑長衫里、只出一雙銳利眼睛的神秘越南人塞給他的，並用法語低聲告訴他：“準備好，15號下午，卡納街外圍，綠斗笠。用這個拍，大新聞。”

上司詹姆斯先生那意味深長的暗示——“福斯特，有些‘聲音’值得傾聽，特別是當他們能讓你拍到別人拍不到的東西時”——讓他決定賭一把。

他下意識地調整了一下相機，手指挲着那冰涼的黃銅鏡頭筒，警惕地掃視着周圍。這裡是法國人核心居住區與本地人、華人混雜區域的邊緣。穿着整潔白西裝的法國紳士挽着裝夫人悠閑走過，旁邊是衫襤褸的越南挑夫扛着沉重的貨蹣跚而行，戴斗笠的農婦在街邊擺賣着新鮮水果和蔬菜，幾個穿着綢短褂的華人商人匆匆路過。炙烤着街道，空氣中瀰漫著一種抑的平靜。

就在這時，一個戴着普通棕櫚葉斗笠、穿着褪藍布衫的越南人似乎急着趕路，從福斯特邊過，肩膀不輕不重地撞了他一下。

“Pardon, nsieur!”（對不起，先生！）那人迅速而含糊地道了個歉，聲音得極低，幾乎是着福斯特的耳朵用法語飛快地說了一句：“前面，戴綠斗笠的，馬上！”

福斯特渾一激靈，幾乎是記者本能的反應，他猛地抬起相機，手指瞬間調整好焦距（得益於那個神秘鏡頭異常清晰的對焦環），對準了前方大約二十米開外的人群。

就在他鏡頭聚焦的瞬間，目標出現了——一個戴着醒目翠綠竹編斗笠的男人，站在一家法國人開的咖啡館門口不遠。他穿着普通的深褐越南農民短褂，斜挎着一個常見的竹編背簍（Cái r?），看起來毫不起眼。

突然，那男人了！他猛地將手進竹簍，掏出一大疊傳單，用盡全力氣，猛地向空中拋灑！白的紙片如同雪片般紛紛揚揚落下，引得周圍的行人一陣驚呼和，許多人下意識地彎腰去撿。

“Qu“est-ce que c”est?”（搞什麼鬼？）咖啡館門口兩名正在煙閑聊的法國外籍軍團士兵（Légion étrangère）立刻警覺起來，扔掉煙頭，一邊呵斥着一邊拔向那個男人衝去。

就在這一刻，那戴着綠斗笠的男人猛地抬起了頭。福斯特的鏡頭清晰地捕捉到了他的臉——那是一張飽經風霜、刻滿仇恨與決絕的臉，眼中燃燒着無法熄滅的火焰。然而，就在士兵即將撲到他面前的剎那，那張臉上竟浮現出一抹奇異而平靜的微笑，一種解和復仇織的、令人骨悚然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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