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時是這麼想的。與其讓法國人今後再派個不知底細的人過來，還不如眼前這個沙海知知底。畢竟，爺事前給了我們關於沙海的履歷資料，說明爺早有綢繆。而且他的繼任者可能只是被嚇，但不可能像沙海這般，像爺布置任務時說的那樣，及靈魂。既然此人不傻，又頗有些同袍義氣，又被我們從到靈魂都及了一番”，錢師爺沒注意到王月生聽到這話時臉上出的便秘般忍笑的神，“還不如想法收服此人，廢利用”。

王月生忍不住把子往錢師爺這邊靠了靠。

錢師爺心中大欣，居然想起李商的一句詩“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自己有沒有賈誼之才不敢說，眼前這位的懷和關注點可不比當年漢文帝差，然後趕回過神來繼續說，“我當時寒暄後，看病房沒人，只有我帶來的那個翻譯學員，就盯着沙海的眼睛看。然後他突然問了一句“是你們乾的？”我說，無論你們的天主，還是我們的老天爺，都是懲惡揚善的。至於天主或者老天爺假誰之手，很重要嗎？然後他沉默不語。我跟他講了一句話，就是爺你開玩笑說過的。我說“我們爺給我們介紹過法國。那是個人人講自由、平等、博的好國家，好國民。甚至我們爺也很奇怪，即便你們法國人不把越南人或者我們中國人當人，可是你們對自家的牛馬豬狗也沒有像對待我們這樣惡毒啊。我知道你是個面人，可是如果你對我們不做面事，我們可以幫你面”。

“他恨恨地說不怕他報復我們嗎？我笑着對他說，你被派到我們這個窮山惡水的地方打前站，想必在你們自己人那裡，也不是得寵的，或者有靠山的。你的死活有誰在意？當然，如果你死在我們手裡，你們的領事、軍隊肯定要用這個當借口向我們朝廷或者總督敲詐一大筆錢，並再索要一些好。但放心，這些好是法蘭西的，是你們那個鐵路公司的，但就不可能是你自己的。所以，你的死可能是我們想要的，也可能是法國政府和鐵路公司想要的。但應該不是你崇拜的那個裡昂的鐵路工程師的父親和熱的綢商人家庭出的母親所想要的，更不是你那青梅竹馬的夫人艾琳·杜邦（Irène Dupont）和可的兒西（Lucie）想要的”。

“您不知道，聽到這的時候，沙海的面容有多可怕。可是，我知道這就是您說的那種無能狂怒。於是我又刺激他，問他難道不知道他的上司的上司法屬印度支那總督保羅·杜梅（Paul Dour）一直對他的越南人阮氏蘭（Nguy?n Th? Lan）垂涎滴嗎？焉知這次他只是要士兵開槍震懾，但士兵直接開槍殺人，不是想借中國人的刀，除掉他這顆絆腳石嗎？然後我就走了，說第二天再來看他。完全不理會他在後面苦苦哀求，甚至把護士和醫生都招來了”。

聽到這裡，王月生不贊道，“難怪您之前讓我把沙海的資料都要去了，看來所謀甚遠啊”。

“哪裡哪裡，都是爺運籌帷幄，料敵機先。知己知彼，才能讓我們這些人可以展抱負。等我第二天再去的時候，他已經眼窩深陷，一看便知徹夜未眠，我心裡十分暢快啊。殺人誅心，殺人誅心啊。他問我到底要幹什麼，我就問他，你到底要幹什麼。他愣了半天，我就又問他，你大老遠來我們中國，是為了養家糊口、功名就、出人頭地、錦還鄉嗎？還是為了回去跟老婆孩子和家鄉父老炫耀你在東方可以隨意開槍、殺人取樂？哎呀，剛才那幾句語可是把翻譯小鄧給難為壞了，看着像是翻譯出來了，但是完全失去了我連番排比的神韻，殊為可惜、殊為可惜啊”。說到這裡，還是一副頗為憾的表。王月生笑道，“先生大才用於西夷番邦頭上，確實是明珠暗投了”。

“噓”，錢師爺故作張，四觀察，小聲說“爺，朝廷止說這個字，已經快40年了”。

王月生不對錢師爺的惺惺作態哈哈大笑。不過他說的倒是真的。在19世紀初期，清朝員和民間普遍將歐洲人稱為“夷”，如“紅夷”、“紅番”等。這種稱呼在當時的中國傳統文化中並無貶義，但在西方列強看來，卻帶有侮辱。1834年，英國駐華商務總監律勞卑因不滿被稱作“夷目”（野蠻人的眼睛），對清政府宣戰，這一事件引發了中英之間的外衝突。1842年，魏源在《海國圖志敘》中雖稱歐洲各國為“西夷”，但指出不應以傳統的居高臨下的態度來對待這些“夷”。1858年，中英《天津條約》簽訂，其中第五十一款明確規定：“嗣後各式公文，無論京外，敘大英國民，自不得提書夷字”。這一條款標誌着“夷”字被正式用，原被稱為“夷行”的在華外國商行也改稱“洋行”，而朝廷文書中原來使用的“夷務”隨後也改稱為“洋務”。

“那沙海聽了確實一愣。想必他也從來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響鼓不用重鎚。我猜他已經明白咱們的意思了。但是，是不是要放過他，或者如何利用好這廝，卻不是小人，哦，不是我能決定的。所以，這不趕來請示爺”。

“姜還是老的辣啊”，王月生慨道，“我沒有漢高祖那麼大的志向，但我相信，一旦給你足夠的支持，你肯定不輸於那位陳平。放手去做吧，小鄧那邊你多提點，再從老營和家裡多找些年輕人帶帶。另外，您以前有什麼用得順手的人，或者知知底的同僚同窗，盡可以先請來。能看得上咱們，又得來的，過上仨月半年的，您給我引薦一下。沙海這邊的進展，我不在的時候，報匯總到老營的校長秘書孟立園那裡，你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