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還要稅？！”一個年輕的、帶着濃重江浙口音的聲音驚起來，是染坊的學徒孫小乙。他臉漲得通紅，“掌柜的給工錢，我們幹活，天經地義！怎麼還要額外錢給寨子？我們自己掙的銅板還不夠糊口呢！這跟府收刮有什麼兩樣？”他年輕氣盛，對任何“額外索取”都充滿警惕。

“小乙哥，話不能這麼說！”旁邊一個沉穩些的中年聲音響起，是江浙來的老染匠吳師傅，他指甲裡的靛藍更深了。他慢條斯理，卻帶着不容置疑的底氣，“染一缸好布，鹽、鹼、礬，哪樣不要錢？寨子要運轉，好比這口大染缸，沒點‘底子’（錢）怎麼行？修橋補路，請郎中備葯，哪樣不花錢？這錢不從大傢伙兒上來，難道天上掉下來？關鍵是怎麼收，怎麼管，怎麼用！得有個明的章程，別像以前衙門裡，黑箱子里錢！”他強調“明”和“章程”，目炯炯地看向土台上的陳掌柜和劉老師。

爭論的焦點如同被投熔爐的鐵塊，在反覆捶打下不斷變形。最初關於“要不要族長”的對立，漸漸分化、深，演變對“權力歸屬”和“公共負擔”本質的激烈撞。

“沒個領頭的就是不行！”趙大鎚依舊堅持，他指着幾個同是打鐵出的漢子，“我們幾個爐子靠得近，平日里誰家缺個風箱把手，誰家炭不夠了，喊一嗓子就搭把手了。可寨子這麼大，幾百號人，不同行當，各干各的，沒個說了算的人總攬調度，遇到大事，聽誰的？聽幾百人吵吵嚷嚷？效率呢？”他邊幾個鐵匠紛紛點頭，他們習慣了作坊里師傅的指令，對“集扯皮”的效率深表懷疑。

“效率？趙師傅，您要的‘效率’，是不是就是一個人說了算，別人只管埋頭拉車？”一個清亮的聲響起，帶着點川音，是綉娘秦三娘。針線活極好，人也潑辣。沒往土台前，就站在人群邊緣，聲音卻清晰地傳開：“那跟過去的族長、東家有啥區別？‘民主管理’的髓，劉老師剛才說了，是‘權在眾人之手’！規矩要大家一起立，事要大家商量着辦。慢是慢點，可這規矩立下了，是大家心甘願認的，執行起來才沒那麼多扯皮拉筋！這才是長久之計！”的話，像一繡花針，準地挑開了“專制效率”與“民主認同”之間那道微妙的隙。

“三娘這話在理！”一個書生模樣的中年人捋着稀疏的鬍鬚開口了。他是徽州來的制墨師傅鄭先生，說話帶着點文縐縐的腔調，“無規矩不方圓。然此‘規矩’之源，在‘民’而不在‘’。諸位試想，若寨中公共之規，皆出於我等公議公決，則守規即是守己之諾，護規即是護己之利。其約束之力，豈是族長、鄉老之威可比？”他試圖用更文雅的言辭，闡述秦三娘樸素的道理。

然而，李老蔫最關心的“負擔”問題，始終像一骨鯁在。

“鄭先生說得文雅，可落到地上，還是錢和力！”李老蔫的聲音帶着一種工匠特有的執拗，他再次把話題拽回最實際，“公共的錢，怎麼收？是按戶均攤？那人口的戶豈不是吃虧？按人頭？娃娃老人幹不了活，也算？按各家進項？那手藝好、掙得多的師傅們願意？還有那徭役，巡夜、修牆，總得出人吧？怎麼？能不能用錢抵？或者手藝頂？比如我出工修一天牆，能不能抵我家該攤的錢糧？這些細則不掰開碎講清楚，議個‘民主’的大帽子有啥用？”

他連珠炮似的問題，把“民主自治”從雲端拉回了滿是泥濘和柴米油鹽的地面。圍繞着“公平”二字，不同地域、不同行業、不同家庭狀況的人，立刻又劃分出無數細小的陣營，低聲爭論不休。

就在這關於賦役形態的激烈辯論聲浪稍稍低伏的間隙，一個聲音，不高，卻異常清晰，帶着初生牛犢般的莽撞和一不易察覺的抖，刺破了男人們主導的聲場：

“那…那管事的人，為啥非得是男人？”

說話的是個半大年，站在他父親——一個沉默寡言的嶺南石匠後，只出半張被爐火熏得微黑的臉，和一雙亮得驚人的眼睛。他阿石。這話一出口，如同在滾沸的油鍋里滴進了一滴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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