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他這幾天寫稅法時得到的靈。

大唐的賦稅種類很多，其中最明顯的就是均田令和租庸調，這兩項都是農業稅。

古代很有商稅，因為士農工商，商人在最底層。

古人認為，商人投機倒把，不從事生產，在糧食匱乏的年代，會影響政治的穩定。

所以，不收商人的稅，一是因為商人的份太低，換句話說，就是沒有資格。

另一個原因，則是古代商業不發達。

不過到了宋代，商貿發展到了鼎峰，但依舊是以農業稅為主要收來源。

李想之所以提出這個建議，是因為商業稅比農業稅要得多，不會有太大的阻力。

在這個時代，土地才是第一要務，商人再厲害，也敵不過府。

所謂破家縣令，滅門知府。

即便是家財萬貫，在府尹大人面前，也是不值一提。

“以農為本”的小農經濟，貫徹了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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