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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迴響:那些震撼人心的話語_第156章 孔門四憂:修行的警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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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孔子在魯哀公十六年的暮春,拄着拐杖站在杏壇上,着滿地落英長嘆。弟子們圍攏過來,見他手中竹簡上寫着 “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便問:“夫子為何事憂慮?” 孔子抬起布滿皺紋的臉,目掠過遠方的泰山:“這四件事,是我終生的憂慮啊。” 話音未落,一陣風吹過,捲起幾片杏花,彷彿為這句警示添上註腳。這 “四憂” 如四面鏡子,照見人的短板;又如四面警鐘,提醒着修行的方向 —— 修德是立之本,講學是傳薪之責,徙義是踐行之要,改過是進步之途。從孔門弟子的踐行到當代人的自省,這 “四憂” 始終是文明進階的清醒劑。

一、德之不修:品德修養的荒蕪

“德之不修” 的 “德”,在孔子眼中是 “仁” 的外顯,《說文解字》“德,升也”,引申為 “德行”,即心的仁心外化為行為的準則。孔子強調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認為德是個人立足與社會治理的基。“不修” 並非全然無德,而是 “雖有仁心,不常修養”,如《論語?貨》“鄉原,德之賊也”,鄉愿看似有德,實則因不修而淪為偽善。

孔子本人 “吾日三省吾”(《論語?學而》,曾子轉述),將修德化為日常功課。他 “過則勿憚改”,在周遊列國時,因 “見南子” 遭子路質疑,便 “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論語?雍也》),以自省回應質疑;在陳絕糧時,“從者病,莫能興”,仍 “講誦弦歌不衰”(《史記?孔子世家》),以堅韌修持品德。這種 “不間斷” 的修德,使他 “七十而從心所,不逾矩”(《論語?為政》),達到德的至高境界。

“德之不修” 的危害,在歷史中多有印證。春秋時期的晉靈公,“厚斂以雕牆,從台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左傳?宣公二年》),不修德而施暴政,最終被趙穿弒殺;戰國時期的龐涓,因嫉妒孫臏才能而設計陷害,“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不修德而逞私怨,最終在馬陵之戰中兵敗亡。這些案例印證了孔子的憂慮 —— 不修德者,雖能得逞一時,終難善終。

修德的典範,首推回。他 “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論語?雍也》),在貧困中堅守 “仁” 的品德;“不遷怒,不貳過”(《論語?雍也》),以自省修德,孔子贊其 “其心三月不違仁”(《論語?雍也》)。回的修德不是刻意做作,而是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詩經?衛風?淇奧》)的自然養,正如《周易?乾卦》“君子進德修業,及時也”,修德需趁時進。

漢代的董仲舒,將修德與 “天人應” 結合,提出 “仁、義、禮、智、信” 五常之道,認為 “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舉賢良對策》)。他本人 “三年不窺園”,潛心修學修德,“進退容止,非禮不行”(《漢書?董仲舒傳》),這種 “外兼修” 使他既能 “推明孔氏”,又能 “為群儒首”,將修德從個人修養升華為治國理念。

宋代的周敦頤,以 “主靜” 修德,提出 “無故靜”(《太極圖說》)。他在《通書》中說 “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認為修德的核心是 “誠”。周敦頤任南安軍司理參軍時,“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深治之。逵,酷悍吏也,眾莫敢爭,敦頤獨與之辯,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人,吾不為也。’”(《宋史?周敦頤傳》),以行踐行修德,這種 “寧棄不違德” 的堅守,正是 “修德” 的真諦。

當代社會,“德之不修” 表現為功利主義對道德的侵蝕 —— 有人為名利不擇手段,如 “學造假” 違背誠信之德;有人 “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缺失見義勇為之德。但也有 “中國” 人如張桂梅,數十年如一日堅守教育崗位,以 “病軀辦學” 修奉獻之德;王順友 “馬班郵路” 二十年,以 “送信不輟” 修責任之德。這些例子證明,修德仍是當代人的神剛需,正如孔子所言 “德不孤,必有鄰”(《論語?里仁》)。

二、學之不講:學問傳承的斷裂

“學之不講” 的 “學”,不僅是知識積累,更是 “學道”—— 對仁、義、禮、智的探求;“講” 是 “講習”“傳授”,如《論語?先進》“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 通過問答講習,使學問化。“不講” 並非無知,而是 “有學不傳”,如《禮記?學記》“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最終導致學問失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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